文化争鸣:一场百年的大争论--中医该废除掉吗(1)

  近年来,关于中医的生存和发展、中医科学化、中西医结合关注和讨论都很多,而且这种讨论不限于医学界内部,而是与现代与传统、科学与非科学等话题纠缠在一起。本报今年7月4日曾就这个话题做过报道。实际上,一般的读者恐怕不甚了解,中医之争绝不是一个新的话题,早在约75年前,中医就掀起过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风波,这就是1929年的“废除中医案”事件。近日,社科院近代史所的左玉河先生对这一事件的前因后果、历史意义进行了全面的考证,本报特约请左先生撰成此文,以供关心中医问题的读者参考。

  余云岫(1879—1954)

  晚清时期,西方医学大规模输入中国。以解剖学、人参加全国医药团体大会,并致电国民政府卫生部,请求取消决议案。

  中医界反抗废止中医案,一开始便不与西医就中医优劣问题作学理上的讨论,而是逐条批驳余岩等人废止中医之理由,并将中医存废置于政治意识形态层面进行论辩。3月11日,上海医界春秋社等8团体发表通电,指责余岩利用卫生部和中央会议等行政手段,打压中医界,将其废止中医上升到“摧残国粹学术”的高度。他们一再申明,“中医自有中医诊断之法,勘定病别之类,”并非“巫祝谶纬之道”。针对余岩在提案中指责中医“反动”之语,中医界声称中医完全合乎三民主义,是“极端之极端的民生主义”,是“极端之民族主义”。这种驳难,显然已非学理争论,而是意识形态化之政治攻击,是将中医存废问题提升到是否拥护三民主义的政治层面,争取政治上之优势。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中医界反而指责西医界废止中医乃违背三民主义之举,并喊出了“打倒余汪提案,就是打倒帝国主义”等政治性口号。

  与废止中医关系密切的还有药界的“饭碗问题”。故中药界与中医界始终统一行动、团结合作。同时,废止中医药,涉及到了全国各地数百万中医药从业人员的生计问题。中药材之销售额,每年数以亿元计,在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中医若废,全国中医药从业人员包括中医师、药商、药工、药农便失去生计,政府也失去大笔利税收入。同时,由于国产西药无法满足需要,只能大量依赖进口,增加贸易逆差,给中国经济带来沉重负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医界明确打出了这样的旗帜:“提倡中医,以防文化侵略;提倡中药,以防经济侵略”;公开宣告提倡中医中药之目的是:“促进健康,强种强国,维护民权;职业自由,扫除障碍,张吾民权;发挥天产,推销中药,富裕民生。”

  中医界对废止中医案所进行之规模宏大的抗争,同样“刺激了上海的西医界的反感”。西医界激烈主张废止中医之代表人物余岩、汪企张、胡定安等,纷纷在各大报刊上发表废止中医之言论,回应中医界的批评。中西医界围绕中医存废问题展开之论争,互相攻讦讥讽,互相指责警训,充满了火药味,并上升到政治意识形态的层面。

  3月17日,上海中医界发起的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如期举行。大会宣言对西医界操纵中央卫生委员会,藉其参政之势力摧残中医的做法进行了猛烈抨击,强调“中医之真价值,决不在西医之下”,并明确了此次抗争之具体目标:“消极的据理请愿政府,迅撤消原案并惩戒提案人余岩;积极地努力书报刊物,广设医校医院以及一切求学术之改良进步,为民众之健康皆有具体计划,非孜孜为个人之生活计也。由此目标协力进行,不达目的誓不中止。”为了将抗争进行到底,大会推选谢利恒、随翰英、蒋文芳、陈存仁、张梅庵组成赴京请愿团,张赞臣、岑志良为随行秘书,分别向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国民政府、行政院、立法院、卫生部、教育部等单位请愿,要求撤销废止中医提案。当天晚上,请愿团在各地来沪代表的欢送下登车赴京。

  至此,全国中医界为保存中医而进行的生存抗争,已经成为国民政府需要注意及应对的政治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