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方法论的一个研究框架
方法是人们为了达到一定目的所选取的手段、途径或活动方式。在哲学家眼里,“方法并不是外在的形式,而是内容的灵魂和概念。” [1] 在科学家看来,“方法掌握着研究的命运”[2]。“方法”作为一种带有约束性的规定,总是力图告诉人们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先做什么,后做什么;怎样才能事半功倍,取得最大效益。而方法论则是对方法的理论研究和哲学反思,它关注的不是具体方法如何应用,而是从更抽象层面上来把握方法的性质、发展规律及其价值。
中医不仅有系统的理论,而且有独特的方法。理论、方法、中药是中医的“三大支柱”。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模塑下和长期的临床实践过程中,中医形成了认识人体和诊治疾病的独特方法。在传统科学先后被消解、融合的今天,中医之所以能够顽强地生存下来并保持着一定的生命力,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医方法本身的优势。通过对几十年来中西医结合和中医现代化研究方法及其成果的理性反思,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认识到,中西医难以结合和中医现代化遭遇困惑的主要原因不在技术,也不在政策和资金,而在于研究的思路和方法。因此,思路和方法问题成了现代中医研究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中医方法论研究专家祝世讷教授指出:“中西医结合迄今还没有冲破中医和西医已有知识和方法的框架,还没有真正走上运用现代科学技术解决问题的道路,在许多情况下实际上是用西医的知识和方法来解答问题,往往陷入‘于网内求网外之鱼’的困境。”[3]国外学者Porkert .M 也认为简单的用西医的知识和方法研究和解释中医是造成困境的方法论根源,“不是应用精密科学的普遍标准来衡量中医学,而是经常反复地试图以西方医学科学中产生的只适用于西医的方法来重新评价中医学,这是不合理的,必然导致失败。这种试图等于在白天观察星星,在无月光的黑夜观察乌云。”[4]
本文根据中医研究对象的特点和中医方法的特色,拟从以下八对认识论范畴着手,提出中医方法论研究的一种新思路,即运用哲学的范畴思维来概括和提升人们在中医研究中形成的一些共同经验,并尝试着构建中医方法论的一个新的研究框架。1.主体与客体
方法是人创造的,由人来掌握和使用,而人对方法的创造和使用又是与研究对象即客体的特性联系在一起的。人类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都可以看作是由主体、客体和方法三个基本要素组成的社会活动系统。从事方法论研究,需要研究这个“主体-方法-客体”系统中的一系列认识论问题,考察以方法为中介的主体与客体,应成为第一要义。面对同一个研究对象,中西医学分别形成了不同的理论体系,显然不能够仅仅从客体上去理解,因为中西医的客观基础是统一的,至今人们尚未发现中国人与外国人在解剖结构和生理和病理方面有什么不同之处。因此,中医学的民族特色及中西医差异的本质只能从认识主体方面去寻找。现代认识论已经揭示出,认识不仅具有反映性的特点,而且也有选择和构建的功能。人的认识是一个客体主体化的过程,是以人的内部世界对外部世界的选择和构建。人的生老病死规律虽然客观存在着,但是“中西医不同的认识主体可以根据各自内部世界的结构和功能,对这一同一客体作出不同的认识选择和设定。这同一客体的哪个方面、哪个层次、哪些因素能够成为中西医现实的认识客体,则取决于中西医不同的认识主体根据各自已经获得和形成的本质力量有选择地设定认知指向。”[5]人体的解剖形态是西医认识的客体,也是西医理论构建的基石。对中医而言,由于受认识主体结构和功能的制约,人体解剖形态虽然是一种客观存在,但始终未成为中医的主要认识对象,没有多少认识论意义,所以就难以进入中医的认识视野。同样,对中医主体来说,具有非常重要认识论意义的脉象和舌象,对西医主体而言,却没有多少认识价值。因此,深入研究中医认识的主体条件,探讨中医认识主体的结构和功能,分析中医认识主体的文化背景,知识结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等主观性条件,对于科学认识中医理论特色的形成,深刻理解中西医理论差异的本质具有重要的认识论意义和方法论价值。2.直观与实验
在获取感性材料方法上,中医采用的主要方法是直观方法,即一种“不变更现状看,囫囵着看,整个着看,就拿那个东西当那个东西看”[6]的方法;而西医采取的是实验解剖的方法,即“总是变更现状的看,试换个样子看,解剖了看,不拿那个东西当那个东西,却拿别的东西来作他看”[6]的方法。中医学获取感性材料的传统方式是对生理和病理现象的整体直观,即所谓“望闻问切”四诊方法。这种方法对中医学的创立和发展无疑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其优越于西医传统实验方法之处就在于它是直接从中医学的生长点出发,即从生命的整体性和过程中观察生命和疾病现象,并发现了一些单靠解剖和实验方法不能发现的现象和规律。由于整体性和过程性是生命的本质,因此,在这一意义上,中医整体直观的方法又切合了生命现象的本来意义。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由于受历史条件限制,这种方法的局限性也比较明显。由于人体生理感官的局限性和人体症状表象的不确定性,造成了中医获取的感性材料多停留于生理和病理现象的表层和外部联系,从而不可避免地带上较多的主观成分和不确定因素,“有诸内”未必“形诸外”的情况又导致了中医临床上常出现的“有病无证”,无证可辨的窘境。客观而全面的感性材料是中医进行辨证论治的基础,也是中医理论构建和发展的前提。在现代科技条件下,仍然固守传统的整体直观的方式,显然不利于中医理论的发展和临床疗效的提高。中医学感性材料获取方式的变革在于摆脱传统方式的束缚,即在“四诊”直观方法之外开辟实验求证的道路。实验求证方式的作用就在于它能够深入到对象的内部及其各个方面,并通过控制条件来排除人为因素和各种非主要因素的干扰,把对象的本质因素和必然联系暴露出来,从而为理性思维提供确切可靠的感性材料基础,而这是“四诊”方法所难及的。当然,中医实验求证的方法不是对传统方法的否定,而是传统方法的丰富、延伸和补充。中医学的实验求证也不是完全照搬西医方法,而必须符合中医方法论特点,切合中医学的生长点或立足点的性质和要求。中医学的生长点在于活的人体,在于生命现象的整体性、过程性和辩证性。全部中医学理论是根据这样一种本质要求建立起来的,一切中医学实验也都应该根据这一本质要求去进行,才能既贴近中医学理论的本来面目,又避免和克服西医学传统实验所曾出现过的那种静止孤立和片面的弊端。3.部分与整体
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是科学认识活动中的一个基本问题。特别是对于以人体这一复杂系统为研究对象的医学,能否处理好部分与整体的关系至关重要。在处理部分与整体关系问题上,存在着两条不同的认识途径:一种是从部分出发,另一种是从整体出发。这两种不同的途径分别适用于不同的情况。一般而言,当我们所要研究的对象,其部分可以代表整体的时候,就可以运用从部分认识整体的方法,即分析还原的方法;当研究对象的部分不能代表整体,即整体的性质不包含在它的部分之中时,就应该用从整体出发的认识途径,即系统方法。由于受元气论和原子论不同自然观的影响,中西科学传统分别形成了不同的整体观。西方传统的整体观是“合整体观”,即“肯定事物和世界的整体性,但把整体理解为由先于整体分散存在的各个部分组合而成的;……中国传统的整体观是‘元整体观’,不但肯定事物和世界的整体性,而且认为,事物和世界的本原是一个整体,整体是‘先天的’,是先有整体然后分化出内部的各个部分。”[3]在此基础上,中西医在对待人体和疾病上形成了不同的方法取向,即整体中心论和局部中心论。西医是局部中心论,其认识路线是从部分出发,采用分析还原的方法研究人体,把注意的中心放在人的部分上, 强调人体内部各部分的改变是基本的变化,局部对整体起决定性作用,因此其诊断和治疗的中心也就定位于局部。中医是整体中心论,其认识路线是从整体出发,采取综合整体的方法把握人体,强调人的整体性改变是基本的变化,整体对部分起决定性作用,中医的辨证论治的核心就在于整体性而非局部性。
对于这两种不同的认识取向,不应加以割裂和有所偏废。实际上,“认识了部分才能更好地认识整体”和“认识了整体才能更好地认识部分”是同一条认识论原则的两个方面。从根本上来看,人体不是一架构成的机器,而是一个生成的有机体。整体性是生命的本质,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任何疾病都是整体性疾病,任何局部都不能凌驾于整体之上,包括中枢神经系统在内,只有在整体中才具有局部的意义。”[7]中医的整体观念与现代系统科学和社会-心理-生物医学模式相契合,能够为现代医学模式的转变提供观念启示。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中医所强调的整体是一个较为忽略部分的整体,对于整体的内在构成及其微观机理的认识不清,对部分的忽略必然导致对整体认识的模糊和不确定。如何在保持整体性优势的前提下,大力吸收和发展还原性知识,把部分与整体有机地统一起来,将“黑箱”与“白箱”方法互补互用,是中医方法论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4.唯象模型与实体模型
科学模型是人们按照特定的科学研究目的,在一定的假设条件下,用物质或思维形式再现原型客体的某种本质特征,诸如客体的某种结构属性、功能、关系、过程,等等,通过对物质形式或思维形式的科学模型的研究,来推知客体的某种性能和规律。这种借助于模型来获取、开拓和深化关于客体的认识方法,就是科学研究中常用的模型方法。模型方法是现代科学的核心方法,也是中西医常用的理论方法。尽管中西医均使用模型方法,但二者却存在着重大的差异:中医采用的是唯象模型方法,西医走的是实体模型的道路。中医认识人体是在“象”即人体外在功能表象层面上,人体内在的实体结构不是中医关心的对象;中医理论核心—藏象理论的构建主要不是通过解剖方法,而是在一定的解剖知识基础上,通过对人体外在功能表象的观察和临床经验的总结,采取“以表知里”、“司外揣内”的方法,运用元气论、阴阳五行等哲学理论模型建立起来的。元气论、阴阳五行作为一种自然观和方法论,不是从实体结构,而是从唯象功能出发来认识和把握对象的。阴阳五行本身不是指物质实体,而是指功能属性、功能关系。阴阳代表热的、实的、明亮的、开放的、活跃的、急速的等功能性质和趋向,而阴代表着于阳相对应的冷的、虚的、阴暗的、收敛的、保守的、迟缓的等功能性质和趋向。五行主要不是指五种物质材料,而是指“润下”、“炎上”、“曲直”、“从革”、“稼穑”五种功能属性,阴阳五行实质是一种唯象功能模型。因此,在阴阳五行基础上构建起来的中医藏象不同于西医的脏器,它是从整体上、功能上来认识人体生理和病理的一种唯象模型。经络同样也不存在着一种静态的解剖结构,具有“超解剖性”,其本质也是一个人体整体层面上的唯象模型。另外,中医“六淫”也不是指六种致病的实体因素,而是通过“审证求因”方法推导出来的关于人体病因的唯象模型。同理,中医的八纲、三焦、命门等均可视为一种唯象模型,与西医学的理论模型有着迥异的取向。西医的解剖、生理、病理等理论是从解剖、结构、实体方面认识人体的,均为一种实体模型。
实体模型方法与唯象模型方法的主要区别在于:实体模型方法主要从对象的物质基础及形态结构方面去认识和把握对象的,从根本上,实体模型应该是客观的、可实证的,并尽可能与对象逼近。同时,也尽可能定量化,可进行逻辑推导和演算并作出一定范围的预见。而唯象模型不一定都具有客观性,其中可以包括一些非实在的结构。唯象模型是以“象”,而不是以实体结构为基础,由于“象”的不确定性以及阴阳五行模型的思辨性导致了中医唯象模型的模糊性,且难以进行精确量化,因此在逻辑推导与数量演算方面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不足。认识到中医理论模型方法的本质是一种唯象模型方法,与现代医学理论的实体模型方法存在着根本的不同,对于中医现代研究,特别是在运用动物模型方法进行中医理论研究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5.定性与定量
任何客体都是质与量的统一体,质要通过量来表现和规定,量又从属于质。在科学研究中,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是不能截然分开的。怎样把量的研究与质的研究结合好,是科学研究的一种艺术,也是科学研究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
中西医都运用了数学方法,只不过二者走的不是同一条道路。计数和定量的方法在近代西医学中得到广泛应用,特别是数学中医基础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价值所在。 (本文发表于<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参考文献 [1]黑格尔.小逻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427
[2]巴甫洛夫. 巴甫洛夫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139
[3]祝世讷.中西医学的差异与交融[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0.124.225.256.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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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常存库.中医学的文化哲学研究[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36.18
[6]梁漱溟.东西文化与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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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孙益鑫.论模糊数学与中医学[J]. 中国医药学报,1996(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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