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中药现代化

　　中医讲的是辨证施治，分寒热温平，年龄、男女、身体强弱、不同地域，用药都不一样，怎么能搞一刀切？

　　自1996年我国正式提出“中药现代化”号召以来，这项国家重大科技专项曾被认为“取得了重大进展”。然而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办公室副司级巡视员、原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市场司司长骆诗文却告诉《新民周刊》：“我们执行中药现代化与国际接轨三四年，已经使得中药加速走向衰败。如果这种情况再让它继续5年，中药就无法挽救了。”

　　市场之乱来到骆诗文家中，炉火上正煎着一大罐中药。这位学徒出身、从事中药工作48年的退休老人，有点头疼脑热从来都是自己开方、抓药。他看到某家中医院卖的是剪成寸把长的管仲叶子，一公斤28元。药典记载管仲只可用根，而一公斤的根在市场上才卖3元钱。面对骆诗文的质问，这家中医院反而很委屈：“从市场上买的时候就叫管仲，谁知道叶子和根有什么区别。”

　　“为什么现在吃中药不灵了？你想想这个市场有多混乱。”骆诗文跑遍了全国17个中药材市场，曾有在20多天辗转大半个中国的纪录。“先坐飞机到西安，然后乘汽车去安康、汉中、广源、绵阳、成都、重庆，再坐船到万县、宜昌，换汽车直奔沙市、武汉、亳州以及山东的鄄城，最后从安国打道回府。”

　　据他的调查，市场上的假冒伪劣中药材至少占到20%。“把鸡内金晒干了冒充穿山甲甲片；炮制首乌传统用黑豆煮，药材商代以锅底灰，甚至用墨汁染色。发霉的中药炮制技术。

　　“英国人用马兜铃减肥，直接切成片，一天到晚煮开了当茶饮，出了大问题。我们药典规定马兜铃要用蜂蜜炮炙解毒。炮炙可使中药减轻或消除毒性反应，改变中药的性味和归经，提高治疗效果。

　　“但现在我们普遍没有了专门的炮制人员，仅剩40多位高龄专家，没有继承，说句难听的话，死一位少一位。建国以来一本全国性的炮制规范都没有搞出来。”

　　但是国外却对我们这门至今被国家列为严格保密、不许外传的技术虎视眈眈。日本千方百计搜集我国中药饮片的加工炮炙技术，邀请有关专家去日本讲课，并录下操作全程。“近一两年来，日本津村顺天堂得到我国有关药监部门的支持和批准，分别在上海和深圳设立了中药经营机构。由国家科技部拨款1亿元人民币和国家药监局在亳州建立的中药饮片生产示范工程沪谯中药饮片厂在今年9月9日开业剪彩活动中，应邀参加剪彩活动的是日本人。而国家中医药局原主管中药的副局长就在亳州参加中药交流会，则未被邀请参加。日本人是以什么理由参与沪谯饮片厂的，具有什么资格，在中药饮片行业内的人都提出疑问。我曾同一位负责管理中药的领导谈起此事，他十分恼怒，声称科技是不分国界的，要说中药失密主要责任在鉴真和尚。”

　　78岁的中药饮片炮制专家王孝涛回忆说，日本汉方药界人士曾经邀请他去日本讲学，总是询问一些重要饮片的关键炮制的方法，而当他提出要参观对方的饮片企业时，却遭到了拒绝。

　　贾谦倒戈骆老对“中药国际化”如鲠在喉。在南京参加一个中药GAP基地论证会时，他曾经不客气地问某负责官员：“我说中药现代化的标准贯彻了几年，钱花了不少，没有搞出一个成果。我搞了半辈子中药，还是不懂这中药现代化到底是怎么回事！”

　　该官员答得有趣：“中药现代化，就是把中药典籍中令人难懂的文言文翻译成现代白话文，让人们都能接受。”

　　骆老一听当即在会上敞开了喉咙：“大家注意啊，某官员讲过了，中药现代化就是把文言文翻译成白话文！”

　　在场的人苦苦忍住，没人敢笑。他们私下对骆诗文说：“就你敢讲这个话，谁都不敢得罪他。”

　　这位曾在美国主修生物学专业的官员，手中掌握着几十亿元中药科研项目基金的发放。在他递给骆诗文的折叠式名片上，囊括了几乎全国所有的中医药大学(包括香港、澳门)的客座教授名衔。

　　“我就是这样的性格。以前在局里开会，我也是直接批评局里100多个领导编制，居然没有一个懂中药！我这些年写了几篇文章，只是尽我一个老共产党员在这个行业的责任。老朋友们曾经跟我说：‘你是我们这辈年纪最轻的，又在北京，再不讲，中药就完了。’”

　　骆诗文一直在找机会表达，可惜他数次想开的中药现代化辩论会都未果，只好每每在不相干的论坛上“借题发挥”。而他的老朋友、中药研究院的工程院院士程莘农、王孝涛也都憋了一肚子的话。

　　“我们真正敢公开说话还是在非典之后，以前没有实例，受到打压。非典期间，中药治疗一个病人才五六千元，没有什么副作用，西药是200万元，相差40倍。” 在后来召开的非典座谈会上，人们推荐骆诗文作为代表发言。他自然又不客气地炮轰了2002年实施的《中药现代化发展纲要》。

　　“我开会时不知道这个纲要就是我的好朋友贾谦起草的。讲的时候他听得很认真，后来就进行了反思，逢会必检讨：大家都骂这个纲要是谁搞的，我就是那个执笔的人。我不懂中药，都是专家提供的材料。现在我接触了搞中医药的人多了，才发现我错了。”

　　贾谦是“中医药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负责人、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研究员。他曾是中药现代化的积极鼓吹者。他听到记者的转述不以为忤。“中医药不应当提倡与国际接轨。中医为什么一定要量化，量化只是认识这个世界的一种方法，整体论、辩证法同样可以认识世界。”

　　他在《中医药现代化、国际化的反思》一文中推翻了以往所有的结论，并在其后的几篇文章中指出中药不等于植物药，不能把中药降低为植物药。据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位官员连续三次打电话给贾谦：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刚给植物药开了门，认为中药可以进来，你却说中药不等于植物药，把门又关上了。

　　2001年贾谦退休了，看到一个单位给中央写信渲染说洋中药洋中药进口大于出口，兵临城下，要迅速加大出口。他心想我研究国际化这么多年，怎么不知道这个情况？自己掏钱到海关去调查，发现到目前并没有一个洋中药进口。所谓4个亿的进口洋中药，只是做西药的原料药。“如果真是洋中药大举进口我们要放鞭炮庆祝了，这证明西方人开始认可中药，事实正好相反。我们一定要把中药打入国际市场是不现实的，我们的路走错了。”贾谦一连写了两个报告均没人理睬。“一个处长跟我说：老贾，你别再写了，还是想办法多从中央要点钱来。”

　　不过老贾的文章还是得到了回应。“过了几天有人来找我，说要谈谈中医药的事。他问了三点：原来的中药现代化方向现在还能不能继续下去；13亿人民，9亿农民，光靠西药能不能解决问题；如果中国还需要中医药，应该怎么发展。临走他给了我一张名片，原来他是科技部办公厅的主任。”

　　贾谦这几年的工作其实都是围绕这三个问题进行。他于2002年写出了《中药现代化、国际化的反思》，进行了中药战略地位研究。2004年，进行中医药治疗艾滋病调研，吴仪同志进行了批示。去年提出了中医药发展的三个方向。

　　“本来我已经退休，如今申请到了课题，就开始招兵买马。虽然名义上只有4个人，实际上在外围团结了一大批干将。‘中医药发展战略研究’，我会一直做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