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非典一线医生:改变我生命的3天

  刘清泉,1965年出生,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东直门医院急诊科主任,北京佑安医院抗“非”前线的“志愿医生”。中医硕士,中国中西医结合急救专业委员会委员。

  3月17日:1个老人和11名医护人员

  所有的事情都是从那天开始的。战争悄悄爆发,离别和痛苦也开始孕育。那是一个寻

  常的上午,我在东直门医院值班。临近下班时,一位70多岁的病人被送来急诊。他的症状类似肺炎,有些发热、严重心衰、呼吸窘迫。我作了初步诊断后,护士开始给病人输液。下午,病人的状况突然恶化,体温增高、心脏停跳、呼吸衰竭。

  阴影袭上心头——难道是正在粤港肆虐的“非典”?我立即询问病人家属,最近病人去过哪里?家属的回答让我心头一沉——香港,老人刚从那里探亲回来。

  可能是一例重症“非典”。怎么办?病人有传染性,而且SARS病毒暂时无法控制,为了安全,是否该把病人转走?转到哪里去?怎么转?而且病人情况危急,随时可能呼吸衰竭!当务之急,是尽量挽救病人的性命。没有考虑过感染与否的问题,也没有时间考虑,科室的同事都毫不犹豫地冲上去,与死神较量。“非典”来得太快,抢救时我们的自身防护只是普通口罩。

  随后,我们科室立即与北京市疾控中心取得联系,为了顾全大局,仍然冒险把病人留在了医院。病人生命垂危,肺泡等分泌物把枕头都弄湿了,如果不予治疗,肯定熬不过当晚。明知有危险,又怎么能见死不救?病人呼吸停跳了三次,我们都把他从地狱门口抢了过来。72个小时后,年迈的病人还是去世了。

  代价比想像更惨重。一周之内,我们医院十位参与过救治的医生和护士都相继出现“非典”症状。看着同伴一个个倒下,我心急如焚,寝食难安。作为主任,我怎么跟他们的亲人交代?我每天都去病室看他们,后来,我自己也发烧咳嗽,和他们同样睡到了病房。这下,我反倒心安了。我的症状较轻,那时就常和大家开玩笑,要大家向毛主席学习:从战略上藐视它,战术上重视它!有信心,才有利于治疗。不过,我心里一直隐隐担忧,担心那几个病情凶险的同事。祸不单行,爱人来看过我两次,也不幸被“非典”击倒了。

  后来有人问我,后不后悔收治了那个病人?作为外人来想,是不值得。11个医护人员的安危,全因一个年迈的老人而失去保障;可是作为医生,治病救人是我们的天职,不管他是什么身份什么年龄,都是一条活生生的生命!“非典”这场灾难,对我们医生而言就是战争,不可能逃避。这么做需要勇气吗?也许吧,可是当初冲上去,更多的是出于基本的职业习惯。

  从医是我自小的志愿,一直觉得医生很神圣。考上中医学院后,解剖的第一例人体就是我们学院一个著名的儿科大夫。他一辈子兢兢业业,过世后还自愿捐赠遗体。我当时心里更敬重“医生”,更了解了奉献精神。五年的专业学习我都很认真,怕亵渎了这份职业。

  “凡大医治病,必当无欲无求,誓愿普救含灵之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唐代名医孙思邈的这篇《大医精诚》,还有《黄帝内经》,都是在校时必须背记的。我16年行医,始终抱定宗旨:医者更需仁爱之心。医术上病人是工作对象,但情感上要把他看成是亲人。冬天听诊,我会把冰冷的听诊器焐到手心暖一会儿,如果做腹诊,也把手揣到怀里先暖暖;诊断有时需要病人憋气,交代完自己也开始憋气,憋不住了就喊停。与病人同感受多体贴,虽是细节点滴,却是行医的基本。

  我不后悔,如果再回头,我还会照样去抢救那个“非典”病人。

  3月28日:我要和SARS抗争到底

  3月28日开始转移战场,我的爱人和被感染的同事一起,被送到了北京佑安医院。我虽然已经退烧,但也随车来到医院。不顾同事的劝阻,我决定留下来,找到佑安医院的领导商量:“让我帮着你们一起治疗吧,试着中西医结合,我还熟悉急诊抢救和呼吸机。”

  经同意,我成了北京佑安医院的一位“志愿医生”。那时,北京刚发现“非典”病例,临时组建的医疗队对各种监护设备也比较陌生。我在佑安医院不仅帮着护理亲人和同事,也指导那里的同行使用呼吸机,帮助他们尝试中药治疗,给病人增强免疫力。

  我的孩子先搁到老师家,后来又被他姨妈接走。当时我在隔离区,又穿着厚厚的隔离服,电话也没法接。近一个月我的吃住都在走廊里,为了避免交叉感染,及时看护病人,我不肯去办公室休息,累了就躺在长椅上,每天睡觉不超过五小时。走进病房时,我还要保持精神饱满,跟病人问好。有时一整天,我都与科里医务人员分析病情,收集资料,采取救治措施,为病人体检诊治,进行心脏按压、上呼吸机,忙得喝不上一口水。

  那些天,见了很多感人的人和事。佑安医院的感染科主任吴昊,每天都到病房视察,给病人体诊听肺,常说的一句就是:“你的病情很轻,完全可以治愈!”他的微笑,就是病人的定心丸。他不怕被感染吗?他看到电视播放女儿写给他的信,听到盼望他平安归来的声音,眼圈也会红的,可是无助的病人更需要他啊。

  我的同事们也挺坚强。为了减少佑安医院同行被感染的危险,住在一间病房的,尽量互助测体温、输液,情况危重的病人出现呼吸衰竭时,都是临床的同事去抢救,进行胸外按摩。我爱人需要抽血、吸痰、听诊等零距离接触时,她总对护士说:“有危险,还是让我爱人来吧。”

  其实病人很可怜,躺在床上生死未卜,亲人又不在身边,我在走廊,曾经听见有人低低哭泣。那种恐惧和绝望比死亡更折磨人。不过,人的求生意志也是很强的。有次我透过门上的小窗口看见,一个病人很羡慕地看着窗外的阳光,让你觉得享受阳光也是一件非常美好奢侈的事情。还有个病人,护士把他的氧气量调到5,等护士走后,他自己调到了7。那多出的“2”,他觉得就多了生命的保障。

  最近听说,有夫妇俩同时得上“非典”,男人先走了,女人知道后,病情本在好转,感情却崩溃了,当天就跳楼身亡,只留下正读高二的孩子。很多人指责她没有责任心,可是我能理解,我自己也经历过那种生死离别,感情是最不能控制的事情,那种痛苦人一辈子最多只能承受一次……我爱人抢救无效,停止呼吸后,医生们把我拉开了。我没有痛哭,或者嘶吼,我想那么做,但没有力气,全身虚飘,精神处于梦幻的状态,觉得是在做噩梦,可是睁开眼睛,事情又真的发生了。我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反反复复,现在都很恍惚。

  可是当时我还不能倒下,我的同事段医生也是危重病人,还需要护理。我只能压住悲痛,尽量正常地去工作。

  段医生是我们急诊科的骨干,年仅33岁,好学肯干,很有前途。这次病倒,他病情发展迅速。每天我都鼓励他,他开始还和我开玩笑,后来就笑不出了。有一天,他断断续续地说:“我自己是医生,我知道……这次,我熬不过去了……”医生也是人,也怕死啊,何况他还那么年轻!段医生闭上眼睛,泪就掉下来了。第二天,他就匆匆去了……

  我一直认为自己是很坚强的人。我7岁母亲就因病去世,后来父亲也走了,我学医就是想治病救人。当初接触解剖学,很多同学都害怕,甚至吃不下饭,我不怕,当个好医生的愿望很强烈,压过了人本能的恐惧,我的解剖学学得很好。本来,从医就是和生命打交道,我们现在做的,就是为了更好地保护生命。可是,爱人的去世让我痛不欲生,段医生的死对我更是雪上加霜。我虽然是医生,却保护不了自己最亲爱的人。(他低下头,沉默了很久。)

  在佑安医院那一个月,我瘦了二十来斤。

  你问我当初抢救SARS病人的勇气,问我得了“非典”后的种种恐惧,问我到佑安当“志愿医生”的魄力……我也是一个平凡人,我也曾恐惧过。现在最可怕的事情已经发生了,我反而不害怕了。我要和SARS抗争到底。纯粹从医学研究的角度而言,“非典”时期也是锻炼人的时期。危险是有,但从医本来就危机四伏。中医学的发展史,就是和伤寒杂病论》,在序中言:“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这种医学大家的仁心仁德,让我景仰。我怎能局限在个人世界里?现在SARS病毒还在猖狂。如果因为个人原因而退缩,丧失掉研究机会,那我的人生遗憾就更多了。我的研究生和同事也希望我能和他们一起并肩作战。轮休后,我想尽快投入战争,再入疫区,成立一个中西医结合治疗“非典”的专科病房,建立一支专业队伍,毕竟自己在急诊治疗这个领域摸爬滚打了16年,也积累了一定经验,要为抗“非典”作点贡献。这样那边的亲人同事才能安心吧。

  从佑安出来后,我在隔离期也想了很多。偷偷哭过,觉得一切都像一场噩梦,来得太快,甚至让人无法置信。很多朋友担心我会倒下,我也一度以为天空就永远灰暗了。谁也无法预料自己面对厄运后的反应,豪言壮语都没用,可我慢慢从悲痛中苏醒过来了。

  除了悲痛,更要斗争。(他很平和,眼睛透出一种力量。)

  4月19日:爱人走了,儿子还在等她回家

  这是势必影响我一生的日子。这一天,割裂了很多东西——习惯的生活和平淡的幸福。

  我不愿含着眼泪想起她。最后的日子,我当着爱人的面都若无其事,不敢伤心,总是对她说:“没事的,很快就会好的,儿子还等着你回家呢。”她也努力地咧开嘴笑,一直到后来上呼吸机,她都在积极地配合治疗。她是舍不得丢下孩子和我的,只是,她的体质太差了。

  又要说到那两碗粥。当初我被感染隔离,爱人很挂心,怕我吃不惯医院的饮食,执意要帮我熬粥送来。她前年患上乳腺癌,手术不久,还在化疗期,免疫力非常低。于是我在电话里一口就拒绝了,坚决反对,但她也和我一样坚决。第二天她的身影就出现在病房。苍白的脸蒙着大口罩,当时也没有严密的隔离措施。她把粥搁下,看看我,就被护士请走了。她后来又来过一次,还说:“发烧了,喝粥舒服点。”

  就两次,爱人就被SARS感染了,病情发展迅速,很快变为危重,转到佑安医院。

  4月中旬,爱人已说不出话了,每次开口都要用尽全身力气,喘得厉害。我不忍心看她那种样子,就用纸笔交流。她很困难地写道:“交代儿子好好读书……“好好研究这个病……没有了肺,人太痛苦……(他说得很慢,一个字在嘴里含很久。)

  还记得第一次见面,是在14年前的春天,她穿着一件红色外套,笑着朝我走过来,仿佛就在昨天。她是个很漂亮的姑娘,而且心地善良,孝敬父母。我们很投缘,交往一年后就结婚了。(他微笑起来,仿佛什么都不曾发生。)婚后我们几乎没有红过脸,一直恩爱如初。有了儿子后,生活就更美满了。每年的结婚纪念日,我们都会一起下厨做大餐,儿子也聪明可爱,一年比一年高。结婚十周年,我们去拍了套纪念照,那是最奢侈的一次。

  直到今天,我还不相信她离开我了。(他的眼睛迷茫地望着某处。)以前我工作忙,家里的事都是她管。从佑安医院出来,隔离期满,推开门,家里一切依旧。朋友劝我把她的东西搬走,免得触景伤情。我不愿意。她洗过的衣服,叠好了放在床头,我也舍不得动,穿过了的也叠回原样。她不喜欢我把家里弄乱了,我现在尽量注意。总觉得,她的气息,她的身影还触手可及。晚上总梦见爱人,老样子,我们一起去购物,做饭,看书,就像往常一样。

  只有看到儿子,我才不得不去正视现实。现在看电视,吃饭,只有我们父子俩了……他还小,才9岁。我工作忙,以前都是他妈妈管他的起居饮食,给他讲故事,接送他上学。看他笑,我心里刀割一样。该怎么告诉儿子,妈妈已经走了?告诉他了,他还能这么笑吗?他会不会抑郁自闭?从此,生活就真的残缺了……(他侧过脸,声音有些微微的颤抖。)

  儿子很想妈妈,每次问起我,我就说还在住院隔离呢,他就很懂事地不吭声了。

  老岳母80多岁了,现在瘫痪在床,也不敢告诉她。

  我们家平常没啥娱乐,就是看书,三个人三个书柜,沙发上茶几上也是书。(突然笑了。)爱人原是蓝岛大厦的部门经理,工作忙,还要带孩子管家务,却事事要做到最好。刚住院,她还记挂着单位“五一黄金周”的服务策划,客流分析。她好强,精神压力太大,太累了。

  原来的五一节,我们准备逛公园,回我河南老家一趟。往常都忙,公园这个词对我家人都很陌生。儿子不止一次请求我们带他去公园玩;也不止一次埋怨我说话不算数,“下次”永远都等不到。现在,只剩我们爷儿俩了。有些事情没做,是一辈子的遗憾。

  刚陪儿子做作业,儿子问:“爸爸,中国最好的医科大学是哪所啊?”我说:“是协和医科大学。”

  儿子认真地说:“我要考协和医科大学!我今后要像爸爸一样,要像电视里的叔叔阿姨一样当医生,治病救人。”

  从他不服输的眼睛里,我仿佛看到了爱人熟悉的模样。

  送儿子读最好的医科大学。尽早研制出对抗非典型肺炎的药物。这是爱人的心愿,也是我现在最大的心愿。采访陈敏口述刘清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