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骨科响誉民间,名医世家齐争辉

  浙江伤骨科的起源很早,在原始社会中,人们由于劳动打猎等活动,骨折发生较多。但伤骨科初起与外科合在一起,并称为疡医,如《周礼?天官》所记载。直至唐朝才开始将伤骨科单独分离出来。因此有关伤骨科医生活动的记载较其它科目为迟。浙江伤骨科最早记载的是南宋时期。当时有嵇清,字仁伯,仁和(今杭州)人。家传正骨秘术,善疗金疮骨损,时称名医。时值兵荒马乱之际,曾随军同行。宫中有患折肱者,他医莫知所措,而清为整治,辄完好如昔。宋高宗尝骑射,时有伤损,招清治之,应期而瘳,于是益重之。正骨一科,当时江南极少,嵇清以正骨闻名,故人称“嵇接骨”。

  延至明朝,有吕恺阳者,仁和(今杭州)人,擅长治疗骨折损伤,特别是治疗战伤、坠马、箭伤而昏厥的患者。《仁和县志》云:“吕立志济人,偶得异人传,专治折伤。每于武闱骑射有坠马箭伤,即敷以药,立苏,并不告以姓名。”说明其医德也比较高尚。

  明末清初,浙江成为主要战场,伤骨科作为社会需要,迅速得到发展,并达到鼎盛时期。这期间,一方面由于从事伤骨科专业的医生人数的增多,其中一些内科医生也开始转向伤骨科,医生队伍的素质得到提高,临床经验不断积累和丰富。另一方面,医学基础理论的发展,尤其是朱丹溪的气血学说,赵献可的命门学说,张景岳的温补学说,王与的法医学等,直接指导了伤骨科的诊疗,促进了伤骨科医术的进步。从而使浙江伤骨科得以迅速发展,并开始形成二大流派。

  一派是受薛己影响,在注重伤骨科手法的同时,强调八纲、脏腑辨证,用药以平补为主,故称平补派。其代表人物是陈文治,号岳溪,明末秀水人(今嘉兴)。所著《疡科选粹》对跌损折伤汇集了危亦林等人的论述及治法,理论上宗薛己之说,结合自己临床体验,强调治伤以补气养血为主。但对骨折脱位的治疗,无多创新。这方面缺陷后由胡延光所补。胡延光,字耀山,号晴川主人,清嘉庆年间,萧山人。其父专伤科,延光自幼随父习伤科,于嘉庆乙亥(1815年)缉成《伤科汇篆》。该书遵《医宗金鉴?伤科验治心法》为经,以诸家为纬,博搜伤科诸要,更参以家传之法,汇辑成编。胡氏在宗薛己平补学说的基础上,不囿于成方,还收集了当时的民间验方、单方用药。在伤骨科手法上,胡氏多有创新,弥补了陈氏的不足。在诊断上,胡氏提出功能检查手法,如肘关节脱位复位后合掌检查法,较原有的摸法更为进步。固定方法上,对于关节部位的骨折外固定,危亦林等都采用绢布包扎,方法粗糙。胡氏提出推膝盖骨归原的方法,成为后世治疗髌骨损伤的常法。如肩关节脱位,胡氏首次提出用车转法。胡氏所绘画的十四幅骨折脱位手法复位图,是骨伤科史上一套比较完善的骨折复位图谱。

  另一派为少林寺派,以经络穴位为诊断依据,强调手法复位和点穴疗法及其功能锻炼,以武术接骨为主。其代表人物为陈元贇、王瑞伯、赵廷海等。陈元贇,原名珦,字义都,杭州人,生于明万历十五年(1587年);卒于清康熙十年(1671年)。27岁时至河南少林寺出家学拳术,寺中藏有珍贵医籍和伤科草药,陈氏在寺管理药材。有暇研读医书,后以擅长伤骨科闻名,明万历四十七年东渡日本,将中国伤科知识传播到日本,被日本人民誉为“介绍中国文化之有功者”。王瑞伯,原名征南,又名来成,明末清初鄞县人。幼年学习武术,中年行医,治疗跌打损伤。据《宁波府志》载:曾治一人,被人打伤在地,面色惨白,动弹不得,张口难言,满头大汗,痛苦万状。见之,忙取出银针,于悬冲、神门、下关各扎一针,随后在背猛击一拳即愈。著《秘授伤科集验良方》一卷,另辑《接骨秘方》一书。

  浙江伤科少林派的重要人物是赵廷海,字兰亭,清道咸时(1821—1861年)天台人。“少好勇,薄游四方,遇技击之良者,必止而请教焉”(见《救伤秘旨?序》)。赵氏收集了流传民间的技击家跌打秘方,于咸丰二年(1852年)编成《救伤秘旨》。介绍了拳击伤和骨折的处理步骤和治疗方剂,治疗手法颇有创新。如肋骨骨折,赵氏主张复位后“不必夹”,用粘膏固定,至今仍用于临床。对足踝关节骨折脱位,赵氏提出超关节的外固定方法。同时赵氏认为,手臂骨折,应采用功能锻炼的方法。该书还载有“十二时气血流注歌”,36个穴位救治方药,其用药精练,收载“少林寺内外损伤方”6首。后附的“轻重损伤按穴治法”,记录34大穴位伤损按穴的治疗方法,可以说是少林派伤科经验的高度概括。

  上述浙江伤骨科的二大流派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又相互吸取了对方的长处,出现了逐步融合的自然倾向。如胡廷光的《伤科汇篡》曾收录其家传的《陈氏秘传》。而《陈氏秘传》的内容与少林寺僧异远真人的《跌损妙方》相同。赵廷海曾对胡氏治疗颈椎骨折脱位损伤的“汗巾提法”作了改进,创“绢兜牵引复位固定疗法”。王瑞伯的《接骨秘方》以少林寺派的常用方药为主,但也赞同薛己补元气、促生肌之说,主张用六君子、补中益气、八珍等药方内托生肌。由于二派逐渐开始融合,并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对外开放,西洋武器的传入,习武之风下降,二派最后被融合为既重手法又重内治的伤科新派。当时曾有大批伤科名医和著作。如遂安余俊修,字兆秀,嘉庆时著《跌打精英》一书。乌程(今湖州)汤御龙,字茶光,乾隆三十三年(1768)武举人,治病多巧思,亦工诗文。海宁许梿,字叔夏,道光癸巳(1833)进士,曾著《折骨补遗考证》。绍兴俞应泰,字星阶,著《伤科秘诀》。黄岩沈国才,字楚藩,《黄岩县志》谓其“得伤科手术于闽人,接骨续脉,奏效如神。”浦江洪继凭(1833~1898),尝从太平军学得伤科整复手法,转之于世,遂有名望。

  清时浙江伤骨科的迅速发展,在涌现出一大批伤科名医的同时,开始出现和形成了以家传为主的伤科世医家族。其中比较有名的有以下几家:

  宁波陆氏:陆士逵,字玉如,清顺治时人。幼时与群辈角艺,偶戏而伤臂,求治于王瑞伯,得愈,甚为钦佩,遂师事之,尽其术。北游赵鲁间,交结奇才异能之士,多得秘方。归里后遂业伤科,医名甚佳,被誉为浙东第一伤科。将平生治疗各种伤损经验汇订成《伤科》一书,由再传门人董亦香参订。是书详述各种跌打损伤、头颅外伤、内脏挫伤,刀伤、破伤风之多种治法及皮伤缝合法,脱臼手法复位,骨折正复及夹板固定法。治法井然有条。并创制麻药水,以消除患者在复位时之痛苦,其处方为生川乌闹羊花川椒、生半夏白酒而成。并自制各种伤膏、散剂,疗效卓著。

  奉化严氏:严瑞雯,字灿云,号炼石。习歧黄业,得割皮解肌、决脉结筋不传之秘。时有杨制军至奉,某书记曹某,坠马折胫,邑令延瑞雯治之,不日愈。旋有杨州僧与邑人斗伤足骨,他医治之,足能履而跛,僧讼之官,复延严氏为其重接,足端正如故。邑令益奇其术,以“秘授青囊”四字赠之。

  衢州黄氏:黄圣料,字仁安,《衢州县志》云:“洪杨革命时,衢城大军云集。圣科得某军医传,善治枪炮伤及骨折、腹裂濒死者,危证经其着手,无不起死回生。其配合金创药中必用活土鳖虫,如拇指大,雄雌一对,方若神效。且手法纯熟,以刀圭擅誉于一时,人疑华佗再世。”

  海宁袁氏:袁镜蓉,生于1887年,手法娴熟,精整复,对于软组织损伤,有“敷涂”秘方,效果良好,著《伤科摘要》一册,人称袁氏伤科。

  绍兴顾氏:顾士圣,山阴人,道光《会稽县志》载:“顾士圣善伤科,调筋接骨,应手捷效,子孙世其业。”士圣早年承袭少林寺学派,兼收南北伤科之长,擅长调筋接骨,能机触于外,巧生于内,手随心转,法从手出,名盛浙东,至今八代, 世称顾氏伤科,传有《顾氏医案》。第五代顾凤来传医而弃武。第七代顾二宝(1855~1926),著《祖传药录》,成为传家秘籍。

  绍兴“三六九”伤科:原系“下方寺里西房”伤科,因每逢三、六、九至绍兴行医,众支派聚集汇诊,门庭若市而得名。其源出于少林。据《下方寺西房秘传伤科》叙曰:“修纂道人嵇幼域,表字霞坡,原籍河南开封府人。域年十三岁之时,父母因疾相继俱亡,身无倚靠,投奔他乡。路逢少林武师徐神翁,见怜孤苦,域就投拜为师,蒙收在身,随带三十二年,朝暮殷勤谈授,学接骨内外杂病等方。遍处施救,无不应验,适逢高宗圣帝被兀术攻逼迁都南渡,域投护驾渡至杭城。”转游江南,最后定居绍兴。其术相传数十代,历八百年之久,至清末民初更盛。时有张梅亭、春亭两公主持,著《下方寺西房跌打大成》五卷,经门人王俊林校订,流传于后裔。

  清时浙江伤骨科一方面在临床治疗上能迅速发展,另一方面对人休骨骼系统的解剖知识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反过来指导临床。当时人们对人体骨骼认识处于混乱状态,直至道光十一年(1831),才由浙江慈溪的姚德豫进行整理。他将作县吏三十年所见著《洗冤录解》,实事求是地提出质疑。他说:“验骨篇大都本于《灵枢?骨度篇》注,但《灵枢》之注,今检骨不甚符合,以致现行骨格,于采用其书之处,填注时每有参差。”大胆指出《内经》在骨骼数目上“人有三百六十五节,按天三百六十五度”的荒谬。并指出男女骨骼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他认为朝廷颁发的《检骨图格》说妇人无髀骨骨行是错误的,骶骨也不是男人九孔,女人六孔,而都是八孔。女人也没有羞耻骨等。姚氏对解剖的订正比王清任(1848年)要早17年。有关骨骼结构的正确知识,为伤骨科临床发展提供了第一手解剖上的资料。

  1928年,伤科名医虞祥麟在杭州创办了全省第一家伤骨科专科医院——祥麟医院。虞氏亲自担任院长,并聘请少林派传人达芦和尚为顾问,董志仁为门诊部主任。院中设常床80余张,并从上海购买了X光机来作为诊断工具。同时为了提高和培养中医伤骨科的医疗护理水平,院中还专门举办了护士培训班,是为中医伤骨科护理史上之第一次记录。祥麟医院的创办,大大推动了浙江伤骨科的发展,后因日军内侵而停办。其治疗经验由董志仁整理,编为《国医军阵伤科学概要》一书,经枝经山房刻印,阅才书局翻印而影响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