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塘讲学盛名传,尊经维旧成一体

  明末清初,浙江钱塘(今杭州市)曾出现医学史上鲜有之繁荣局面。当时,医家云集,人才荟萃,习歧黄之学者咸向往之,盛极一时。清代王琦在《侣山堂类辨?跋》中说:“自顺治至康熙之初四十年间,外郡人称武林(钱塘别称)为医薮”。可见清初时钱塘在海内影响之大。集结在钱塘的医家,行医自成一体,讲学蔚然成风,研经则大倡维旧尊古,从而形成了自己独有的学术思想和风格。人尊之为“钱塘学派”。

  钱塘学派的开山祖为张卿子。张卿子,名遂辰,号相期,生于明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卒于清康熙七年(公元1668年)。原籍江西,其祖迁居浙江钱塘定居。《仁和县志》称他“少赢弱,医不获治,乃自检方书,上自歧、鹊,下至近代刘、张、朱、李诸大家,皆务穷其旨”。遂辰自学成才,临证经验丰富,对伤寒犹有研究。其首倡“维护旧论”,是医家中尊王(叔和)赞成(无己)之甚力者。所著《张卿子伤寒论》至今仍是研究伤寒学必读之书,另外尚著有《张卿子经验方》、《秘方集验》。遂辰于医学最大贡献莫过于培植了一批学验俱富的弟子。这些弟子继承和发展了他的学术思想,为维护和恢复医经的本来面目相继作了不懈的努力。《清史稿》说他弟子中“以张开之、沈亮辰为最著”,其实不然,遂辰最得意、最著名的弟子当为张志聪和张锡驹。

  钱塘学派早期的主要人物还有卢之颐。之颐字繇生、子由,号晋公,自称芦中人,明末清初名医。卢氏论医讲学早于志聪,学术上推崇《内经》,尤尊仲景,与遂辰颇相一致。所撰《痎疟论疏》,详细阐发《素问?疟论》等篇思想,取方亦甚简当,另著有《伤寒金鎞疏钞》、《摩索金匮》、《本草乘雅半谒》、《学古诊则》等。

  钱塘学派承上启下的中坚人物当推张志聪。张志聪,字隐庵,生于明万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约卒于清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志聪从师张卿子,尽得其传,而“维旧尊古”思想则更胜其师。一生著作有:《侣山堂类辨》、《本草蒙原》、《素问集注》、《灵枢集注》、《伤寒论集注》、《金匮要略集注》等。由于志聪建侣山堂论医讲学,同道及生徒从学者甚众,故名望在遂辰之上,钱塘学派的真正形成可以说是由他完成的。志聪除同学张开之,沈亮辰、张锡驹外,尚有莫仲超等十多人,其门人有朱济公等十多人,堪称一代大师。

  钱塘学派著名的代表人物还有张锡驹和高世拭。张锡驹,字令韶,生于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卒年不详。其不仅传师兄志聪研究伤寒之学,而且还独到地认为《伤寒论》是治百病的全书,提出以治伤寒之法医治杂病。其著作有《伤寒论直解》、《胃气论》等。高世拭,字士宗,生于明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卒年不详。《清史稿》载:世拭“少时家贫,初读时医通俗诸书。年二十三,即出疗病,颇有称。后自病,时医治之益剧,久之不药自愈。翻然悔之,乃从张志聪讲论轩歧、仲景之学,历十年,悉窥精奥。遇病必究其本末,处方不流俗”。世拭一生追随张志聪,撰有《素问直解》、《医学真传》等著作。门人有王子佳等近十人。

  钱塘学派后期的重要人物是仲学辂。学辂字昂庭,清光绪间名医。初行医于宁波一带,后为禀承本派先师之业,返钱塘开设杭垣医局,详解开示,传先师之学于后世。一时同道弟子萃于医局,有名者如李宝庭、程逊斋、施瑞春、章椿柏、林纾青和王绍庸等。值得一提的是,钱塘学派的几部重要著作,如《内经集注》、《伤寒论纲目》等因战乱至清末竞罕有存者,大有失传之险,学辂与同道弟子不遗余力广为搜集,终于获完本付官医局重刊,使本派重要著述得以流传。学辂著作有《本草祟原集说》,是在志聪、世拭的《本草祟原》基础上增补校订并另加按语而成。

  钱塘学派的医事活动主要有办学、治疗和研经。钱塘学派拥有许多造诣精深的医家,且代有闻人,得益办学非浅。《清史稿》称:“明末,杭州卢之颐、繇父子著书讲明医学,志聪继之。构侣山堂,召同志讲论其中,参考经论,辨其是非。自顺治中至康熙初,四十年间,读轩歧之学者咸归之”。这段记载生动地反映了钱塘学派建堂办学、论医讲经的盛况与闻名。在侣山堂从学者常有数十人之众,其规模远非一般医家师徒传授可比。志聪故后,其弟子高世拭主持侣山堂,继续其师事业。钱塘学派之办学不仅出人才,而且出成果。他们以五年时间共同编撰了深获后世好评的《素问集注》与《灵枢集注》,开创了集体创作之先河,在医学史上不失为一段佳话。

  侣山堂讲学的内容主要反映在张志聪所撰的《侣山堂类辨》和高世拭所撰的《医学真传》中。这二本著作内容丰富,切于实用,均兼顾了理论与临症,堪称医学师徒授受较佳教材。

  侣山堂是浙江省较早的民间开设的中医教育机构,其办学形式,讲学内容与教育方法尚待继续探讨。据张志聪在《侣山堂类辨》所云,构侣山堂于“胥山之阴,娥媚之麓”言考核,其遗址当在今杭州市城隍山脚粮道山附近。可惜的是,侣山堂在乾隆年间竟毁于兵燹。

  过去有人认为钱塘学派是些理论学家,极少临症。其实,这个学派的主要人物无不医术高超。张卿子以善治伤寒而名闻四方,各地求诊者无数,门庭若市为常事。以致后人称他的住处为“张卿子巷”(今杭州市横河桥附近的蒲昌巷)。遂辰在所撰《蓬宅编诗集》序中云:“余自白下归……善病,喜读黄帝书,见同病者恻恻然相哀怜,为之决死生,辨强弱,……遂妇孺知名,几乎长安市上不能凿怀遁矣。”可见他当时的诊疗业务是相当繁忙的。《清史稿》载有他医案二则,如“塘栖妇人伤寒,十月热不得汗,或饮以锦黄下之,主人慎,延遂辰脉之曰:脉强,舌黑而有光,投锦黄为宜。此人舌黑而润,此附子证也。不汗者气弱耳,非参、芪助之不可。一剂而汗。”其辨证之精细,用药之大胆,可窥一斑。

  卢之颐业医几十年,至晚年虽双目俱朦,仍诊疗不断,并口授子婿记录己得。《侣山堂类辨?跋》称:“盖其时卢君晋公治疗奇疾辄效,名动一时。”

  张志聪先祖九代世医,他自己悬壶数十年之久,在临床上注重人体的气机,如用化气行水法治疗水肿,(详见《侣山堂类辨》)及用益气法治疗瘤闭(详见清?王琦《侣山堂类辨?跋》)等,见识高超,非一般医家所能相埓。

  高世拭在儿科临症方面造诣较深。当时天花肆行,时医多执清利温补之成法。士宗据志聪的经验,总结出一套切于临床实用的治疗方药,并以辨痘的形态来判断预后。从《医学真传》所载几则治疗痘疹的验案来看,疗效是比较高的。

  仲学辂主持杭垣医局二十余年,若非医林高手,医业焉能如此兴旺不衰?故章炳森(字椿柏,章太炎先生长兄)称他“讲医一宗本经、长沙,及张氏、高氏,疏方用药,神妙变化”(《木草崇原集说?序》)。

  对医学经典著作的探讨研究是钱塘学派师生所从事的主要工作,数十年间,代代相承,从未间断,它最能反映钱塘学派学术思想特色。

  钱塘学派的学术思想特色可以概括为四个字:维旧尊古。他们主张学歧黄术必潜心研读医经,而除《内经》与仲景之书外,其他都不可读,甚至认为《难经》也是后人伪作而不足信。这显然失之片面。然而,他们反对对医学经典著作的随意增减章节与窜修,为了恢复医经的本来面目下苦功夫,他们端本洞源,引经据典,著书立说,且前赴后继数十年之久。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与持之以恒的精神委实可敬。

  钱塘学派最早研究《伤寒论》的是张卿子。他认为“仲景之书,精入无论,非善读,未免滞于语下。诸家论述,各有发明,而聊摄成氏引经析义,尤称详洽,如抵牾附会,间或时有,然诸家莫能胜之,初学不能舍此索途也。悉依旧本,不敢专取。”他以成氏《注解伤寒论》为蓝本,根据临证的切身体会,并参合朱肱等诸家说,撰成《张卿子伤寒论》。他虽然很推崇成注本,但也不盲从。如对《辨痉湿暍脉证篇》中某些条文的成注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张志聪研究《伤寒论》不仅继承了张遂辰“维护旧论”的观点,而且还提出了更有力的论据,取得的成果也比遂辰大。他虽为遂辰门徒,但对遂辰的观点并非全盘接受,不少地方的见解和遂辰颇不一致,如对成无己的许多主要论点,他都持有异议,远不如遂辰那样赞赏成氏。张志聪对《伤寒论》的研究有许多独到之处和精辟的见解,值得一提的是他奠定了《伤寒论》的气化学说,认为“学者当于大论中之五运六气承之,伤寒之义,思过半矣”。他提出不通读《素问》中的七篇“大论”,不懂五运六气就谈不上学《伤寒论》。志聪还提出了《伤寒论》以护养胃气为重要法则,对后学甚有启迪。由此,张锡驹还专门著述了《胃气论》来发挥其师兄的这一思想。张志聪研究《伤寒论》前后历时二十余年,著作曾三易其稿:初集为《伤寒论宗印》,二集为《伤寒论纲目》,三集为影响最大的《伤寒论集注》。《集注》是他一生研究《伤寒论》的结晶,也是钱塘学派的代表作。仲学辂评介《集注》说:“凡阴阳气血之生始出入,脏腑经络之交会贯通,无不了如指掌矣。隐庵之功,岂在仲景之下欤。”

  张锡驹所撰《伤寒论直解》,基本上是“依隐庵《集注》之分章节。”但他对成氏的评价不如志聪那样偏激,认为“有成注而书得以传”。可也批评了成氏注文的艰晦,指出“有成注而意反艰滞。”他的《伤寒论直解》由于文宇通俗、质朴不浮,问世后流传较广,深为医家所习诵。古吴薛公望还曾编过《伤寒论直解证歌诀》,载于唐大烈的《吴医汇讲》中。

  高世拭虽无研究《伤寒论》的专著面世,但他协助其师张志聪,付出了毕生的心血,尤其是在志聪故世厉,他辑补了《伤寒论集注》,并使之付梓。《集注》的文宇能如此浅明,不能不说是得力于世拭之笔力。

  钱塘学派中对《内经》研究的医家主要是张志聪和高世拭,代表作为张志聪的《内经集注》和高世拭的《素问直解》。其特色主要是注释力求完整。在他们之前,一般医家以《灵枢》只言针道而单注《素问》。其间虽有马玄台氏全注作《内经发微》,但马氏在注《灵枢》时亦以言针道见长。钱塘学派认为《素问》言起病之源,以阐发病机为主;《灵枢》虽专言针道,但针药同理,包含治病之理,以阐发治法为主,故将两者合参,方为全面。其次,钱塘学派发挥集体力量,采用了集体编纂的方法,以张志聪为主,同学参订,门人核正,充分发挥集体的智慧与力量,历时五年终于完成。这在《内经》注家中及医学史上是少见的。在注释中,钱塘学派在文字上下了一番苦心,力求注释浅明易懂,以利医理之阐发。张志聪因经文太玄奥而著《集注》予以疏通,而高世拭又因志聪《集注》文尚艰晦而再撰《直解》。另外,士宗的《直解》在校勘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

  钱塘学派形成于清初,发达于康乾,延伸至光绪,历二百余年而不衰,在我国医学史上有着比较深远的影响,为祖国医学之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它在医学史上应该有自己的一席之她,它值得中医界作深入系统的研究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