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佛教与中国古代汉地医药学
内容提要：
由于佛教产生于印度，由印度传入中国，所以本文不仅要涉及到中国古代的医药学，也要涉及到印度甚至南亚及南亚周围一些地区（古代统称为“西域”）的医药学。正是由于佛教的传播，促进了中国与印度这两大文明古国的医药学交流，使中国医药学在不断吸收外来因素的基础上发达繁荣起来。作者薛克翘，1945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研究员。
佛教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一大组成部分，与中国古代科技有密切的关系。例如，佛教曾为中国古代天文学、数学的发展作出过突出贡献，也在古代建筑学、印刷术以及地理学、历史学、语言学等各个领域起到过积极的推动作用。我们这里要谈的是佛教在中国古代医药学中的作用和贡献。
一、后汉至隋
两汉之际，佛教传入我国，并对我国的医药学发生了影响。这影响大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西域来华僧人传来了西域，特别是南亚的医药学知识；二是大量佛经的翻译，以文字形式将南亚的医药学知识介绍了进来；三是中国出现了一批懂得医药学知识并能为人用药治病的僧人。这些，对于中国医药学发展都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一）西域来华医僧
这一时期来华的西域僧人，特别是南亚僧人中，有许多人都学习过《五明》。“五明”的意思是五种知识，包括：一、声明，即语言音韵方面的知识；二、工巧明，即工艺算历等方面的知识；三、医方明，即医学方面的知识；四、因明，即逻辑论辩方面的知识；五、内明 ，即人生、灵魂与宇宙等方面的知识。这些都是婆罗门教的基础教育内容，佛教也不排斥。因此，西域来华僧人懂得一些医学知识是常事，不足为怪。他们把西域的医学知识传入中国中原地区，并有不少为人治病的例子。这里不可能一一列出，只能举出一些有代表性的例证。
据《高僧传》卷一《安清传》，安世高综达“医方异术”，他虽然是安息国王子，但他皈依佛门，精通诸经，对南亚的医术也必然了解。
卷二《佛陀耶舍传》有印度来华僧人佛陀耶舍用药水加咒为弟子洗足，并令其能疾行的故事，如果拂去其神秘的色彩，则是行医用药的生动例子。
卷三《求那跋摩传》说，印度僧人求那跋摩善医，曾在婆国（今爪哇）两度为当地的国王医治脚伤，后于刘宋初年来华。
同卷《求那跋陀罗传》说，求那跋陀罗本婆罗门种，幼学五明诸论，博通“医方咒术”。元嘉十二年（435年）至广州。
卷四《于法开传》说，于法开（多半是于阗，即今新疆和田人）“祖述耆婆，妙通医法。尝乞食投主人家，值妇人在草危急，众治不验，举家遑扰……主人正宰羊，欲为淫祀，开令取少肉为羹，进竟，因气针之，须臾羊膜裹儿而出。升平五年（361）孝宗有疾，开视脉，知不起，不肯复入”。从这段记载看，于法开的医术主要来自印度古代名医耆婆的传统，但他又会针灸、切脉，可见他已把印度医法与中国医法结合起来了。曾经有人问他：“法师高明刚简，何以医术经怀？”他回答说：“明六度以除四魔之病，调九候以疗风寒之疾，自利利人，不亦可乎？”可见，他学医的目的是“自利利人”。 卷九《佛图澄传》说，西域人佛图澄的医术非常神妙，他于晋代来到洛阳。后赵石虎的儿子石斌暴病而亡，“澄乃取杨枝咒之，须臾能起，有顷平复。”“时有痼疾，世莫能治者，澄为医疗，应时疗损，阴施默益者，不可胜记。”
同卷《耆域传》说，晋代来华的印度僧人耆域是一名神医。当时衡阳太守滕永文得病，“经年不差，两脚挛屈不能起行”，域“取净水一杯，杨柳一枝，便以杨柳拂水，举手向永文而咒，如此者三。因以两手搦永文两膝令起，即起行步如故。”又有一病者将死，耆域把他救活。佛图澄和耆域的故事不免被神化和夸大，但他们深明医术，又曾治病救人恐怕是真的。
（二）汉地医僧
中国中原地方的僧人中，也有不少懂得医道的。下面举几个例子。
据《高僧传》卷四《于道邃传》：于道邃，晋代敦煌人，“年十六出家，事兰公为弟子。学业高明，内外该览，善方药，美书札，洞谙殊俗”。
同书卷十《诃罗竭传》记载，晋代僧人诃罗竭本是樊阳人。晋武帝太康九年（288），他到洛阳，正赶上那里流行疾病，“死者相继，竭为咒治，十差八九。”
据《续高僧传》卷二十六《道丰传》：北齐时僧人道丰“炼丹黄白、医疗占相，世之术艺，无所不解。”他曾经以针灸为人治病。
同卷《法济传》说，陈隋间僧人法济，常常为人治病。“如有疹疾，咒水饮之，无不必愈。”这里是夸大了咒语的力量，但同以前举过的一些例子一样，我们可以相信，法济是懂得医学的。
同书卷十八《法进传》说，隋代法进也懂得医术。开皇年间（公元581—600年），蜀王的一个妃子病重，请许多人都治不好，蜀王便差人去请法进禅师。法进去了，手到病除。
《太平御览》卷七二四引《千金序》三条，提到这一时期的汉地僧医三人：
其一曰：“沙门支法存，岭表僧也，性敦方药。自永嘉南渡，士大夫不袭水土，皆患脚弱，唯法存能拯济之。”
其二曰：“仰道人，岭表僧也。虽以聪慧入道，长以医术开怀。因晋朝南移，衣缨士族不袭水土，皆患脚软之疾，染者无不毙踣，而此僧独能疗之。天下知名焉。” 其三曰：“僧深，齐宋间道人，善疗脚弱气之疾。撰录法存等诸家医方三十余卷，经用多效，时人号曰《深师方》焉。”
《魏书》卷九十一《李修传》载：“李修，字思祖，本阳平馆陶人。父亮，少学医术，未能精究。世祖时，奔刘义隆于彭城，又就沙门僧坦研习众方，略尽其术，针灸授药，莫不有效。徐兖之间，多所救恤，四方疾苦，不远千里，竟往从之。”“修兄元孙……亦遵父业而不及。”“修略与兄同。晚入代京，历位中散令，以功赐爵下蔡子，迁给事中。太和中，常在禁内。高祖、文明太后时有不豫，修侍针药，治多有效。……集诸学士及工书者百余人，在东宫撰诸药方百余卷，皆行于世。”“子天授……医术又不逮父。”这里说的是李亮祖孙三代行医的事，李亮最有成就，李元孙和李修次之，李天授又次之。李亮的医术主要得益于沙门僧坦。
同卷《崔传》又记：“崔，字文若，清河东武城人。……少尝诣青州，逢隐逸沙门，教以《素问》九卷及《甲乙》，遂善医术。中山王英子略曾病，王显等不能疗，针之，抽针即愈。”“子景哲，豪率，亦以医术知名。”这里又是一个得益于沙门的医学世家。
类似的例子还有一些。
当然，我们还注意到，在佛教传播的过程中，有些僧人并不是真正的医生，而是利用医药扩大自己的影响。如刘宋时周朗的《上书献谠言》中就曾提出，说有的僧人“假揉医术”而不遵守佛教戒律。在佛教的大潮中，有时难免泥沙俱下，但这并不影响主流的积极意义，从整体上看，还应该肯定僧人们对我国医药学的积极贡献。
（三）西域输华医书
印度古代的医学理论在佛书中保存了不少，因此，随着佛经的翻译，印度的一些医学理论也传入了中国。在这一时期，除了翻译了有关佛经而外，还译有印度传统医学的专门书籍。
《高僧传》卷二《昙无谶传》，记沮渠安阳从天竺法师佛驮斯那学《禅秘要治病经》，后又将此经译为汉文。另外，三国吴竺律炎共支谦译的《佛医经》、西晋法炬共法立译的《法句喻经》、苻秦昙摩难提译的《增一阿含经》、鸠摩罗什译的《大智度论》、姚秦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译的《四分律》、弗若多罗共罗什译的《十诵律》、东晋法显佛驮跋陀译的《摩诃僧 律》、刘宋佛陀什共竺道生译的《五分律》、北凉昙无谶译的《金光明经》等等，都或多或少地含有印度医药学知识。
其中，《佛医经》较详细地谈论了病理，认为人体是由“四大”，即地、水、风、火四种元素，和合而成；四大不调，人即生病；季节变化、饮食男女、心理状况、生活习惯等，都会影响人体四大要素的消长，从而使人体内在的机制保持平衡或失去平衡；平衡即健康，失衡即患病。这些理论与中国古代的一些医学理论有相似之处，容易被中国人接受。
《十诵律》卷二六《医药法》用一整卷谈饮食卫生、用药治病以及佛陀传教时的有关例证。其中提到“四种含消药”，即“酥、油、蜜、石蜜”。
还提到“四种药”，即“一、时药，二、时分药，三、七日药，四、尽形药”，并作了详细的说明。如解释“尽形药”（《五分律》译作“终身药”）时，说有“五种根药”（舍利、姜、附子、波提毗沙、菖蒲根），“五种果药”（呵梨勒、卑醯勒、阿摩勒、胡椒、荜钵罗），“五种盐”（黑盐、紫盐、赤盐、卤土盐、白盐），“五种树胶药”（兴渠、萨罗茶帝、夜帝、夜波罗帝、夜那）和“五种汤”（根汤、茎汤、叶汤、花汤、果汤）。这些也都与中医药学有相通之处。
据《隋书》卷三十四《经籍三》，这一时期从南亚传来有关医药、养生（包括以巫术驱邪）方面的书籍有《龙树菩萨药方》4卷、《西域诸仙所说药方》23卷、《香山仙人药方》10卷、《西域婆罗仙人方》3卷、《西域名医所集要方》4卷、《婆罗门诸仙药方》20卷、《婆罗门药方》5卷、《耆婆所述仙人命论方》2卷、《乾陀利治鬼方》10卷、《新录乾陀利治鬼方》4卷、《龙树菩萨和香法》2卷、《龙树菩萨养性方》一卷。可惜这些书籍没有流传下来，但其中一些药方却在别的书中保存下来了。
（四）印度医学的影响
晋代葛洪曾编有《肘后救卒方》3卷，86篇。到南梁时，陶宏景对此书重加整理，将86篇改编为79篇，又增补了22篇，成为101篇，并改其名为《补阙肘后百一方》。陶宏景生于刘宋元嘉二十九年（452），卒于梁大同二年（536），他少时喜读葛洪《神仙传》，19岁为官，41岁辞官隐居，其后又受五戒而皈依佛门。由于他受了佛教的影响，因而他所编的这部医学名著也反映出佛经中介绍的印度古医学理论。如他在此书的自序中说：“佛经云：人用四大成身，一大辄有一百一病。”陶宏景引用的这句话出自《佛说医经》和《智度论》。据《法苑珠林》卷九五《病苦篇》引《佛说医经》：“人身本有四病（大），一地、二水、三火、四风。风增气起，火增热起，水增寒起，土增力盛本。从是四病（大）起四百四病。”又引《智度论》：“四百四病者，四大为身，常相侵害，一一大中，百一病起。”意思是说，四大不调会引起404种病，一大不调即引起101种病。陶宏景显然是接受了这一理论，故而将其书刻意编为101篇，并改名为《百一方》。
南梁有书目《七录》，其中著录有《摩诃出胡国方》和《杂戎狄方》，可能与印度医药有关，尤其是前者。如是，则其时已有古印度药方在华流传，或已为国人所用。
二、唐代以后
（一）史书记载
《旧唐书》卷三《太宗本纪》、卷八四《郝处俊传》、卷一九八和《唐会要》卷五二、卷一百，均记有贞观二十二年（648）有天竺僧到中国为太宗制“延年之药”事，“太宗试服，遂致暴疾。”这在当时是很大的事件。那个天竺僧可能确有医术，但所谓“延年之药”（“长年药”）则是骗人的东西。
《旧唐书》卷一九八记，开元七年（719），宾国遣使来朝，进“秘要方并蕃药等物。”开元十八年（730），“北天竺国三藏沙门僧密多献质汗等药。”《册府元龟》卷九七一记，开元二十五年（737，《贞元录》卷十四记在开元二十一年），“东天竺大德达摩战献胡药”。
《新唐书》卷四九著录有《菩提达磨息胎诀》一卷，盖养生类书。又有郑虔《胡本草》7卷，其中必然要涉及南亚传入的草药。
《宋史》卷二十七著录有《耆婆常山有信奉佛法兄弟二人，兄妻有病，将之载至佛寺之侧，以近医药，表明佛寺是施舍医药之地。《续高僧传·释法颖传》说：齐高即位，复敕为僧主，资给事有倍常科，颖以从来信施，造经像及药藏，镇于长干。
释法颖在长干寺内，设立药藏，提供医疗服务无疑。《续高僧传·释僧传》更说：良医上药，备于寺内。寺院之内，已有良医，也有上等药物，用于疗治病人。此供养病人之行为，为佛教徒所遵行。《南史》说：太子与竞陵王子良俱好释氏，立六疾馆以养穷人。
“六疾馆”顾名思义当然不是只养穷人，而是收养有病无依的穷人。在隋代，更在寺院中设有“疠人坊”，专门收容麻疯病人。《续高僧传·那连提黎耶舍传》说那连提黎耶舍：“收养疠疾，男女别坊，四时供承，务令周给。”又《续高僧传·释智岩传》说释智岩：“后往石头城疠人坊住，为其说法，吮脓洗濯，无所不为。永徽五年二月二十七日终于疠所。”此等“疠所”，与佛教关系甚深。那连提黎耶舍死于开皇九年，其所办的“疠人坊”可能早于南北朝时已设立，极可能渊于南北朝时的六疾馆。全汉癉更认为“医院的起源，恐与佛教寺院有关。”
总而言之，汉至南北朝的佛教高僧参与医疗行为，是十分普遍的。僧《弘明集》载有晋释道恒批评当时僧人行径道：或垦殖田圃，与农夫齐流；或商旅博易，与众人竟利；或矜持医道，轻作寒暑。
“矜持医道，轻作寒暑”，指责僧人自持略懂医道，为人看病。反过来，也证明了医疗也是佛寺的一项社会功能。
总 结
晋隋之际，不论道教与佛教与医疗都有密切关系。从佛教与医疗关系而言，可以看到以下几点：第一，两晋南北朝至唐代，是印度佛教传入中国最为活跃的时期，同时也是中国吸收印度各类文化最多的时期，医学也不例外，许多印度医学治疗方法观念，都是透过僧人来华而带入的。第二，佛教疾病观念影响中国医学思想甚大，尤其四大不调论，在陶弘景、孙思邈等人医书中，都凸显出来，此点许多学者都论及。
注释：
①William.H.Mcneill,Plagues and People,New York:Doubleday,1975,pp108-109&121。
②张志斌：《古代疫病流行诸因素初探》。载《中华医史杂志》1990年第1期。
③参武田丰四郎：《印度古代文化》，页70-73，上海：商务印书馆，缺出版年份。
④有关《寿命吠陀》医学及生命科学的内容，可参Ranes C.Chakravorty,Diseases of Antiquity in South Asia,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Human Disease,pp408-413。
⑤参马伯英：《中外医学文化交流史》，页117，上海：文汇出版社，1993年。
⑥参武田丰四郎：《印度古代文化》，页80-78，上海：商务印书馆，缺出版年份。
⑦Debiprasad Chattopadhyaua ed,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in India,Volume 1,chapter Medicine,New Delhi:Editorial Enterprises,pp182-184。
⑧可参马伯英：《中外医学文化交流史》第五章〈一佛出世，二佛涅 1〉，页137－156，上海：文汇出版社，1993年。
⑨蔡景峰：《唐以前的中印医学交流》。载《中国科技史料》1986年，7卷6期。１０蒲慕州：《追求一己之福——中国古代的信仰世界》，页16，台北：允晨出版社，1995年。１１蒲慕洲：《神仙与高僧——魏晋南北朝宗教心理试探》。载《汉学研究》，8：2，页149—176。１２蒲慕洲：《追寻一己之福——中国古代的信仰世界》，页281—282，台湾：允晨出版社，1995。１３参Ackerknecht《医学史概论》，页17，戴荣玲译，台湾：国立中国医药学院所出版，1966。１４Ranes C.Chakravorty,Diseases of Antiquity in South Asia,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Human Disease,pp408-413。15陈寅恪疑《高僧传·耆域传》中所载耆域，实即印度耆婆，而后人附会，以为耆域乃一西域高僧。16可参史苇湘：《敦煌莫高窟中的〈福田变经〉壁画》。载《文物》80：9，页44。常盘大定：《佛教の福田思想》，收入氏著《续支那佛教の研究》。东京：春秋社，1941。１７全汉癉：《中古佛教寺院的慈善事业》。载何兹全编：《五十年来汉唐佛教寺院经济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18如马伯英：《中国医学文化史》第九章〈佛教与中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薛公忱编：《中医文化溯源》第1卷〈古典中医与古代宗教〉。南京：南京出版社，1993年。
(作者范家伟，1963年生，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博士生。)[FL)](1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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