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汉化佛教对中医药学术的影响

　　凡称得上伟大的文明，必有其外延的本能，同时在经受另一文明的渗透或猛烈冲击之后 ，仍能固守其特色，且经久不衰。中国传统医药即具有这两大特点，在其所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中，佛教是最广泛、最持久、最深刻的。佛教传入中国最早或最主要的途径是“丝绸之路”，由于喜马拉雅山的阻隔，印度佛教先是传到中亚西域各古国，“胡化”以后再东进中原 ，印僧和胡僧学汉语，汉僧学梵语(文)，共同完成佛教的汉化，并形成以《大藏经》为标志的特有文化景观和体系，吸引了中外学者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多侧面发掘、整理、研究这一伟大的文化遗产。在医药方面，80年代以来，已出现一些论著涉及到佛教医药的历史， 但多停留在史学范畴内，停留在文献学的阶段(这也是十分重要的基础)。剥去佛教医药的宗教外壳，它从来就是要解决生老病死实际苦难的，因此“古为今用”是本文的基点，谨以部分药学内容为例，探讨汉化佛教对中医药的影响，探讨佛教医药开发利用的可能性，这是因为佛教医药内容散在浩翰的《大藏经》中，不可能在一篇文章中把医药各学科都兼顾到。而且也不可能同时探讨或比较藏传佛教中医药内容，尽管藏传佛教的前峰远达蒙古族(蒙藏医药体系相同，但也各有特点)，并影响到了五台山，这些都有待进一步作专题性研究。 1 原始佛教中的医药内容 原始佛教起源于古印度，其宗旨是“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佛教宇宙观 和思维方式的外在表现是“四数性”：四谛(四大真理)，“苦谛”之中就有生苦、老苦、病苦、死苦，其它则为精神上或感情上的痛苦。解除生、老、病、死之苦，单纯靠说教是不行的，因此医药知识一开始就是佛教的重要组成部分，佛的医术最高，故有药(医)王的别名。最早的《佛医经》(Sutra of Medicine)强调医王“四知”：诊断、病因、制药和治疗，而且认为“疾病与生俱在”。《诸德福田经》得福七法之一为“常施医药，疗救众病”。由此 可以肯定“佛教医药学”(Buddhist Medicine)的客观存在，也是布教的需要。另一方面， 僧、尼四海为家，到处飘泊，亦需要医药保健知识。只是近代医药学现代化以后，传统医药在佛教中的地位和作用才逐渐降低。 值得注意的是，原始佛教的哲学思想和医药理论均带有明显的古希腊色彩，而与吠陀经相佐，吠陀医经的理论基础是气胆痰“三体液论”(Tridosa)，近时学者认为印度的“dosa ”不等于“humors”，而近于中医的“三焦”，是一种上、中、下的区分。为了与“地、水 、火、风”四大相吻合，佛教医药在气。胆、痰之后加一个合并气胆痰综合体液，变成“四体液”，这又与古希腊医学的“血、痰、黄胆、黑胆”“四体液”在内容上不同，可谓“不三不四”的演变。由于本民族和地域传统文化的影响，也不可避免地继承了吠陀医药、婆罗门医药的内容，特别是在方药方面，传到中国后更是如比，凡天竺者，甚至中亚、西域医药知识，一旦被汉僧或中医吸收、掌握、发展，也笼统地称为佛医药。 著名的僧医有Jivaka(公元4世纪初，在华期间行医，活人无数。非通常译为与佛同时代的医耆婆，或译为耆域、只域、时博迦)、Craka、Vagbhata等，把《佛医经》翻译介绍到中国的高竺律炎，也是天竺人，其医学理论的核心是地、秋、风构成人体平衡，一旦这种平衡被打破，或者发生异常，便会生出4科404种病。《药师佛全书)和《治病秘要》分别介绍15种和12种疗，内容十分丰富。 印度原始佛教的自然科学成分比重较大，这表现在对自然资源的认识和利用上，花、草 、果、药皆有名(见《翻梵语》)，而且如同其它民族用名一样，同物异名、同名异物的现象很普遍，如莲花少就包括了睡莲科Nelumbo nucifera和NymPhaea alba两个种，沉香、兜楼香、梅本草纲目拾遗》的来源之一是释氏书和《五台山志》等佛教地志类文献，峨嵋山僧采普贤线以为上药，福州开元寺造优质建曲、灵隐寺僧治外痔的事迹赖以保存。特别是据《五台山志》发现寺僧采旱金莲作茶待客，现已开发成治上呼吸道感染的金莲花片。康熙大帝亲自从五台山移栽金莲花于避暑山庄，有诗句“曾观贝叶志金莲”，透露此帝信佛，且竭力寻找佛经中中土不产之圣花的代用品。世宗更谓：“虚空独有金莲号，图谱考莫从我来。”得意之情溢于言表；前代确实将此种植物与佛教联系起来。此例可证佛教在传播过播过程中与当时当地实际相结合促进了新草药的开发利用。4 佛教医药的前途 原始佛教医药本是“四体液”和“三体液”论的混合体，同时又继承了婆罗门和沙门的医学思想在其传播过程中还不断吸收各民族医药而扩一充并丰富起来，但在遇到中医药体系后，却不能；将其同化，反而被中医药体系所异化，即使是隋唐鼎盛时期，亦未能动摇阴阳五行和脏腑理论，这种历史过程说明三体液与阴阳、“四大”与“五行”。千年碰撞仍难以融合，但不等于说中国无佛教医药可言。所谓佛教医药，当是指僧尼自救或救人所用的一种科学手段，药物的或非药物的疗法都包括在内，采用什么种类的医疗思想，产于何地的药物并不是划分佛教医药和非佛教医药的界限。其地位不亚于民族药，而且是跨民族的，是传统医药学的重要分支。原因就在于僧尼是一种特殊的群体，所处的人文自然环境亦有特异，循此思路前进，我们将从《大藏经》和相关文献。以及残存于现代的医疗经验中，发掘出有效新方药，为大众健康服务。 药王崇拜思想的传播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佛经中药(医)王Vaidyaraja就是佛的化身，有时直呼药王(师)如来或药王菩萨，都是崇拜的偶像，在拉萨和陕西耀县都命名了类似的药王山。药王庙几遍全国，本世纪上半叶的北京就有9座之多。古印度名医香婆Jivaka与佛同时代，倍受孙思邈的尊崇，称为“大医”。后世印度僧人常以耆婆为姓，高僧鸠摩罗什之母为龟兹(今新疆库车一带)国王之妹，亦取名耆婆，故有鸠摩耆婆之号，甚至山水鸟鱼均以耆婆命名。宋代以后开始尊奉神农、扁鹊、韦慈藏等为中华药王，并形成庙会交易药材的盛况。 以当代医药学问最大者为药王的风俗更贴近生活，这是因为难治不治之症永无止境，长寿的企望永无止境，名医效应将伴随任何一种社会形态至永远。 药物资源开发利用的新途径：坐禅饮茶、佛香醒神疗疾(近代花香治病为自然疗法者极力倡导)，以及具有特殊疗效方药的挖掘，都是与佛教宗旨一致的行为，而且大有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