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环与对立－－阴阳家的“意”

　　阴阳学说是中国古代先哲思维活动中最富哲学味道的理论构想，著名的科学史家李约瑟称此为“古代中国人能够构想的最终原理” [1] 。几乎所有研究古代文化思想、哲学、科学史的学者都承认，阴阳学说对于中国传统医学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促进作用，并在古代医学领域中获得了充分的运用与一定的发展。然而先秦以“阴阳”之名立身的“阴阳家学”与医学理论中之“阴阳学说”是否一致呢？以下所述，可谓对此的略说。其要在于，阴阳家学渗入医学后，使得医学理论出现了一个由秉承阴阳家学之主旨——以阴阳消息、循环言说顺逆常变，到强调阴阳对立、平衡的转变。所谓阴阳学说自身的发展与进步，也恰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实现的。一、阴阳家及其学说旨要阴阳与五行、气等学说相互结合，构成了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体系，这些观念也是中国传统科学思想的基本要素。有关这些观念的起源、发展及具体运用，历来就是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史、思想史、科学史者所关注的焦点。阴阳与五行，在早期各自为说，因而在研究早期文化思想时必须分而论之。就对医学发展的影响而言，阴阳学说要早于五行说。在先秦遗存的医学史料中，几乎看不到五行学说的深刻影响，而阴阳之说在解释疾病生成、人体生理等方面则已得到某种程度的运用。 以“阴阳”为说，起源甚早 [2] 。汉人总结先秦学术之源流，称其为“阴阳家”： 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 [3] 其中谈到“阴阳家”之学的两种表现形式，似乎等同于天文历法，没有任何哲学色彩。这是由于阴阳学说的哲学含义并非形成于一日；而且当其具有了一定的哲学含义时，也往往是隐含在天人关系的论说之中。然而阴阳学说中虽然包含有天文星历等内容，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其目的并不在观象、授时、制历，而是要通过这些现象来说明阴阳变化的规律，以及顺乎阴阳的重要：“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由于阴阳观念最初即建立在阳光之有无、向日或背日这些直接作用于人类感官之上的自然变化，因此“四时”的变化受到了格外的强调：“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所谓四时之序，即春生、夏荣、秋收、冬藏，阴阳家强调这是“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 [4] 。这一原则不仅适用于天地间有生之物“生、长、化、收、藏”的自然变化和人为的农牧生产活动，而且被类比于政治、人事。这就是阴阳家学的基本内容。需要注意的是，力倡顺应“四时”、“阴阳”变化之序的阴阳家之学，其思维模式的要点在于阴阳交替、轮转的循环，而不在对立。其阴阳消长的实质，不是此消彼长，而是阴、阳各自在一定时限内的自身消长。即春夏为“阳生至盛极”的阶段；秋冬为“阴生至盛极”的阶段。在这两个阶段中，阴或阳分别经历了由初生到盛极而衰的过程：“阳至而阴，阴至而阳”；“因阴阳之恒，顺天地之常” [5] 。《吕氏春秋》中以“圜道”为题，列举了日夜一周；月躔二十八宿；精行四时；物动则萌—生—长—大—成—衰—杀—藏；云气西行，水泉东流，日夜不休，上不竭，下不满等等现象来说明“天地车轮，终而复始，极则复反”的循环规律。与阴阳家顺应四时阴阳的思维方式乃属一脉。因此，在“气”分阴阳，阴阳又复分太、少（太阴、太阳、少阴、少阳），分属四时的理论体系中，所要强调的并不是一分为二、阴阳对立。 如果舍弃四时、昼夜循环轮转的时间因素，那么阴阳相互对立的属性就自然而然地显露出来了。例如山南、水北为阳，山北、水南为阴；日为阳，月为阴；昼为阳、夜为阴；天为阳、地为阴，乃至男女、水火、风雨、雌雄等等，无不视为对立之两面。具有哲学内涵的阴阳学说正是沿着这样一种思维方式逐渐发展起来。这种观念对于医学理论发展的影响，在早期远不如讲究顺应“四时之序”的阴阳家学大，但逐渐成为主流——在医学理论中的作用，远大于“四时之序”的阴阳循环观念。如此，大致可以看清阴阳、五行两种学说在先秦与两汉时期出现过一个有趣的变化：阴阳家学原本以循环观念为主，而当阴阳对立的属性逐渐受到重视与阐发后，其循环的思想反不太受重视，往往被研究者所忽略；而五行学说因相生、相克之说的盛行，反而被看成是循环观念的典型表现，忽略了五行原本才是分“类”、定“性”的最初表现形式。 关于阴阳观念的发展，还有一点需加注意：即早期的阴阳概念并不是万物属性的抽象，而是专指阴阳二气。在周宣王即位时（约公元前827年），已有了“阳气”的提法；到西周末年，伯阳父以阳气与阴气的运动解释地震的成因，为众所周知（见《国语·周语上》）。《吕氏春秋·古乐》云：“昔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多风而阳气畜积，万物散解，果实不成，故士达作为五弦琴，以来阴气，以定群生。”视“乐”可通天地间的阴阳之气，这是古今对音乐理解不同的重要区别。《国语·周语》论乐甚详，与此相似：“如是而铸之金，磨之石，系之丝木，越之匏竹，节之鼓而行之，以遂八风。于是乎气无滞阴，亦无散阳，阴阳序次，风雨时至，嘉生繁祉，人民和利，物备而乐成，上下不罢，故曰乐正。”声音的传导，被认为是与天地间的阴阳之气直接相通，并能产生影响。有形的阴阳之气产》发生偏盛，也是疾病发生的原因之一。《左传·昭公元年》载医和云：“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淫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灾。阴淫寒疾，阳淫热疾”云云。即是说阴、阳之气的过盛（淫）则致病。但是在以后的思维发展中，阴、阳几乎成为一对抽象的概念，不一定要寻其形质了。二、医学中阴阳循环、对立的不同表现“四时之序”类比于政事，形成了《礼记·月令》中所规定的种种相关制度，这是阴阳家学的典型表现。四时之序紊乱，则必发疾疫，“月令”类著作中多有记述，如：   孟春之月：行秋令，则其民大疫；   季夏之月：行春令，国多风咳；   仲冬之月：行春令，民多疥疠；等等。 看起来很像是有关自然界气候异常与发病规律的描述与认识，但实际上所云“行某令”皆是指王政人事而言。因此不论是阴阳家学，还是先秦道家思想，虽然其中蕴含有许多哲学性的思想要素，但其本质皆是政治论的社会哲学。大约在秦汉时期，这些思想要素才逐渐发展成为宇宙论哲学 [6] 。而在这个过程中，一些被现代人称之为自然科学的知识体系，显然不是完全被动地接受当时社会中普遍知晓的思想观念、理论学说，而是积极地创造、发展宇宙论式的哲学。从而推动了整个社会文化思想的进步。就医学领域而言，可以清楚地看到从秉承阴阳家“四时之序”旨意到注重阴阳对立、平衡观念的演进。 在今本《黄帝内经》中，对于顺应“四时之序”的重要性，有许多详细的说明： 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故与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逆其根，则伐其本，坏其真矣。故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是谓得道。（《素问·四气调神大论》） 春者，天气始开，地气始泄，冻解冰释，水行经通，故人气在脉。夏者，经满气溢，入孙络受血，皮肤充实。长夏者，经络皆盛，内溢肌中。秋者，天气始收，腠理闭塞，皮肤引急。冬者盖藏，血气在中，内着骨髓，通于五脏。是故邪气者，常随四时之气血而入客也，至其变化，不可为度。（《素问·四时刺逆从论》） 受四时之序、阴阳轮转观念的影响，在针刺疗法、诊脉之法中形成了“四时脉法”和以“四时”为理论依据的针刺方法。如果对于早期的阴阳家学没有一定的了解，则颇难理解这些诊断、治疗方法的立意。例如后世的脉学理论将“浮脉”（取之有余，按之不足）作为病在“表”的征象，而在今本《黄帝内经》中却是作为春季的正常脉象；后世的类经附翼·医易义》大讲《易》理，仍说不清三阴三阳。看来回答这个问题实在不容易。”而赵氏认为：“比较可靠的原始三阴三阳说，就是三男三女说。”即《易》传《说卦》中所言： 乾，天也，故称呼父。坤，地也，故称呼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谓之长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谓之长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谓之中男。离再索而得女，故谓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谓之长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谓之长女。 的日人丹波元简论“三阴三阳”时说： 太少阴阳，原是四时之称。……而后世说《易》者，专用此论蓍策之数矣。以阳明、厥阴，合称三阴三阳者，医家之言也。（《医sheng》卷上） 正因“三阴三阳”为医家之言，故历来研究阴阳学说的哲学家、史学家极少谈到这一问题。即或是在传统医学领域内部，亦大多是只能言“三阴三阳”之用，却避而不谈其缘由。   4、医学与易学

　　[1] [2] [3] 《汉书·艺文志》。[4] 以上均见《史记·太史公自序》。[5] 《国语·越语下》。[6] [7] [8] [9] 赵洪钧：《内经时代》，石家庄红旗印刷厂，198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