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化”--中医科研的致命错误：“肾的研究”的剖析（１）

　　提要 用西医生物医学的观念、理论、方法，把中医作为被研究的对象，在“西化”中对其进行改造，是近半个世纪中医科研工作的主流。而在中国的当代，把自然科学中物质的特殊属性、结构和形态的学说，作为生命科学领域的绝对信条和唯一标准，是造成这一错误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医“肾的研究”具有其代表性。通过剖析该项研究中自设跳板、阉割在先、弃中就西、欲西非西、实验不实、假说更假、殃及池鱼等一系列问题，证明“肾的研究”已经使自己陷于不能自拔的重重矛盾之中。事实表明，以政治性的信念和方式，作为中医学术发展指令性的方向、道路和方法，是铸成这一错误的另一根源。它与２０世纪早期苏联科学院对待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说的错误，性质完全一样。时至今日，已经给中医学术造成了致命的创伤。高扬科学精神，实事求是地澄清错误、复兴中医，势在必行，时不我待。

　　“肾的研究”（包括肾虚、肾阳虚、肾阴虚等）始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该课题首先从肾阳虚入手，提出中医的肾阳虚病人在西医上有“垂体-肾上腺皮质系统兴奋性低下现象”。以后，该课题还围绕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甲状腺、性腺三轴内分泌系统，进行了长时间的研究。数十年里，它被捧为中医科研的样板，在国内影响颇大，至今仍误导着中医科研的方向。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期，中医界开始有人对“肾的研究”所代表的科研思路及方法提出了质疑。陆广莘教授曾经说过：要“中医研究”，不要“研究中医”。他的意思是，从中医自身的实践和理论出发，为丰富和完善中医的科学研究叫“中医研究”。而“研究中医”则是无视中医既有的理论和实践，把中医学术体系作为用西医的观念和方法来进行研究的对象。最近，杨维益教授在他新出版的《中医学--宏观调控的功能医学》（香港　秋海棠文化企业出版发行，２００１年６月３０日初版）中，针对“肾的研究”先声夺人地指出：“中西医结合在理论上的研究是不成功的，我们应当要重新考虑”。“几十年的光阴，多少人的努力，流水般的金钱……如果仍旧坚持既往的做法，不断向无底洞交学费，中医科研还会有光明的未来吗”？

　　从读杨教授新作那一天起，就使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对中医科研进行彻底、认真的反思，尽快走出误区，已经是摆在我们面前不容回避的当务之急。为此，本文依据《肾的研究》一书（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８１年１月第２版）和１９９０年５月初版的《肾的研究（续集）》，从自设跳板、阉割在先、弃中就而、欲西非西、实验不实、假设更假、殃及池鱼、大道不孤等８个方面，对“肾的研究”做一些初步的剖析。

　　　自设跳板

　　《肾的研究》一书一开头，便收录了他们自己所写的“祖国医学有关‘肾’的历代文献综述”（以下简称“综述”）一文。这是一篇曲解“肾”藏象含义的“综述”，是为自己预定的实验研究自设的一块跳板。

　　“综述”在引言中说：“在脏象学说心、肝、脾、肺、肾五脏中，尤以肾为人体最重要的器官，称为‘先天之本’。由于肾的作用特殊，通过临床实践，‘肾’与‘命门’的理论逐渐发展，致‘肾’的地位远远超出其他脏腑，而有主宰生命的概念”。意在言外，似乎在“远远超出其他脏腑，而有主宰生命”意义的这一个“肾”上，只要“研究”出“结果”来，甚至就可以“主宰”着中医的一切了。

　　一、“肾”藏象含义的曲解

　　为了表明该研究的“继承性”，“综述”对秦汉时代、汉唐时代、北宋时代、金元时代、明代关于肾的论述作了阐述。

　　毋庸讳言，春秋-秦汉时代是中医理论的奠基和成熟时代。《黄帝内经》、《黄连素差距还很大很大。研究西药的基本工作根本没有起步，“对西医发展有所益处”，更是一句遥远的话。

　　　实验不实 一、前提不实

　　“肾的研究”与以往的基础研究有两个根本性的不同。其一，它是以中医学中的“肾”为对象，即所谓“研究中医”的课题，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医研究”。其二，它在“实验研究”之前经过了“自设跳板”、“阉割在先”两次虚假的“假设”，故研究的“肾”已非中医肾的原貌。前提不实，是其“实验不实”的两个最主要的问题。

　　这里在讨论“实验不实”的其它问题时，还有两点需要明确。其一，这里的实验，是还原性方法为前提的实验，而不是系统性方法为基础的实验。用还原性方法来研究系统性科学的问题，人类科学史上还不曾有过先例。其二，该实验的目的很明确，即要以近代实证科学的还原性方法、标准，来说明中医的肾、肾虚及其治疗，与西医的有关生理、病理、药效的一致性。这是讨论下面的“实验不实”时首先需要说明的。

　　二、指标特异性不足

　　这里仍然抄录梁茂新教授在《中医证研究的困惑与对策》一书中的有关分析，即可见其端倪：“１．如探讨肾阳虚证垂体功能的ＡＣＴＨ２日静脉滴注试验，在１９６１-１９６４年３１例肾阳虚证患者中，竟有１４例（占４５.２％）未出现延迟反应。在１９６０年２３例肾阳虚患者中，也有１０例（占４３.５％）未出现延迟反应。……提示该项指标特异性不强。又如在血１１-０ＨＣＳ昼夜节律测定中，有一部分肾阳虚患者出现Ｍ型节律，与正常的Ｖ和Ｕ节律有别。但当我们对其样本的平均值进行统计学处理后发现，从早８时到次日早８时五个时间段内（６小时为一时间段）平均测值与正常组比较，无显著性差异，Ｐ值均＞０.０５。与肾阴虚证的平均测值比较，亦大都无显著性差异。又将五个时间段的平均测定值通过坐标图进行比较，结果肾阳虚证的曲线与正常组相近，均呈Ｕ型。以上统计结果表明，该项指标作为探讨肾阳虚证本质的特异性指标，以及作为提示肾阳虚证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系统中下丘脑功能紊乱的结论，有待进一步考察和进行重复实验重新加以认定。２．把肾阳虚证２４小时尿１７-ＯＨＣＳ测值降低作为诊断肾阳虚证特异性指标，由于其他研究者们在另外五脏虚证的研究中得出了相同的结论，而受到了严峻考验。在８０年代初，吴氏通过了对脾阳虚证患者２４小时尿１７-０ＨＣＳ的测定，得出了低于正常对照组的结论。接着张氏也对脾阳虚证２４小时尿１７-ＯＨＣＳ含量进行了研究，结果也明显低于正常对照组。齐氏等在对脾阴虚证的研究中，又发现脾阴虚证２４小时１７-ＯＨＣＳ亦有降低的倾向。还有人在其它五脏虚证本质的研究中，也得出相同的结论。这样，脾阳虚证、脾阴虚证乃至其它五脏虚证中均出现２４小时尿１７-ＯＨＣＳ降低的现象。说明该指标已不具备特异性，其作为诊断肾阳虚证的特异性指标的地位已经动摇。３．在以往的肾虚证本质研究中，虽也采取了科学研究中的对照原则，但设立的对照组大都不够完善。如在肾阳虚证研究中，设立了正常人、老年人、老年人无肾虚见证、性功能减退及肾阴虚对照组。其研究结果，只能说明采用的指标与无证型及相对应证型组间的的差别。由于未设其它各脏虚证对照组，因而不能确立这些指标在五脏虚证中的特异性地位”。

　　三、结论表述不严密

　　比如，“肾的研究”进入第五阶段，在其“肾阳虚病人的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系统的全面观察”一文的小结中说：“肾阳虚病人有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系统上，具有不同部位、不同程度的功能紊乱。”在这里，没有说明确定的“部位”、“程度”以及“紊乱”的具体特性。这样的“结论”几乎什么也没有说清楚。再比如，“肾的研究”到最后的第六阶段，在“肾本质研究的国内综述”一文的最后才说：“‘肾虚’的辨证标准有待统一，这样有利于以共同的尺度来验证科研成果”。可见，“肾的研究”在自己的第二阶段一开始就使用的“肾虚诊断标准”，肯定不规范、不统一。那么，研究者对自己在第二阶段至第六阶般的“成果”所作的行自我评价，自然也靠不住。把这种靠不住的东西一次一次写入《肾的研究》一书介绍、推广，就不严肃了。

　　四、自相矛盾

　　比如，研究者在“中医补肾法治疗支气管哮喘的研究”一文中强调，“肾阳虚者表现尿１７羟值低下，但是尿１７羟值低下者不一定表现为肾阳虚”。但是又说：哮喘患者“垂体-肾上腺皮质系统兴奋性低下的情况中，虽然肾阳虚症状并不显著，也可以采用温补肾阳”。这种自我对立的说法，研究者如何解释？再比如，从《肾的研究》一书的书名，清楚表明该课题研究的内容包含整个中医的肾。而同名的书一改再改，一版再版，到１９９０年出版“续集”时，其实还只是就肾阳虚做的一些工作。肾阴、肾虚尚很少研究，而对肾所包含的更广的内容至今没有涉及，书名多版次皆为“肾的研究”，有矛盾和夸大之嫌。

　　五、解铃、系铃

　　基于上述，“肾的研究”在“弃中就西”这一环节上所进行的实验研究，至少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第一，该课题持续２０多年，而各类观察的样本数量少，设计不严谨，所立的指标特异性不强。这些基本问题研究者应抓紧解决。第二，这一问题出现于该课题研究的早期阶段，更需要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该课题进行如实评估，以确保总结和报道的可靠性。第三，人类医学模式的变化，当代系统科学的发展，文化多元时代的脚步……都在催促着中国中医科研的全面反思。长期处于导向地位的“肾的研究”，更需要尽早反思。

　　解铃还须系铃人。如果研究者认为这条路真的走不通，早一天向学术界直陈究竟，终止误导，也是对中医科研的一种贡献。

　　假设更假

　　假设缺乏科学性，是“肾的研究”最大的前提性错误。下面从３个方面加以说明。

　　一、科学假设的若干原则

　　第一，关于假设。假设亦称假说，它是对事物存在的原因或者规律性所作出的有根据的假定或说明。假设绝不是猜想和空洞、主观的思辨。假设是科学发展的形式，是科学理论形成的重要阶段。所以在科学活动中，假设的建立有两个最根本的前提：

　　首先，假设的建立离不开实践。即必须在大量观察、实验的基础上，掌握大量有重要意义的，反映事物本质的材料。中医学是“以系统性方法研究整体层次上的机体反应状态，所形成的防病治病的科学体系”。而“机体反应状态”则是通过四诊所获取的有“重要意义的”反映生命活动本质的“事实”、“材料”。如果我们要对中医藏象经络、病因病机理论进行补充和修改，则须在已有的理论基础上提出新的假设。那么按照假设构成的条件、假设的修正、假设的验证等逻辑原则：新的假设“不能与已有的科学理论相矛盾”；新的假设“应当能够很好地解释已有的事实，并能推出可在实践中检验的判断”；新的假设“决不意味着原有假设所获得的事实材料和检验结果完全作废”。所以，对于中医理论进行补充、修改的科学研究，应该切实把握好两条原则：一方面，不能背离中医“整体层次上的机体反应状态”这一实践内容；另一方面，不能漠视中医成功地经历了数千年医疗实践检验的事实，而抱着轻视、怀疑的态度，而把中医药学（而不是整体层次上的机体反应状态）作为研究或借以提出假设的对象。

　　其次，假设的建立离不开各种逻辑方法。即假设的提出和对假设的验证，需要运用各种逻辑方法和推理形式。所以假设建立的过程也是各种推理形式综合运用的过程，不得有任何主观想象和臆测的成份。

　　第二，假设和科学的关系。假设和科学，是理论思维发展的两种主要形式。两者既有密切的联系，又有严格的区别。就两者的联系而言：一方面，任何科学理论的建立，最初都必须经过假说阶段。另一方面，科学永远是人类认识真理长河中所得到的相对真理，它的发展过程，也是不断掌握更多事实材料中，不断提出新假说、不断验证和修改已有的理论，以使科学日臻完善的过程。就两者的区别而言：假设是科学的前奏，它是和科学活动联系着的，具有推测性的有待检验的一种解释。它可能有一定的客观真理性，但并不等于说它的基本内容是真实可靠的。而科学则不然，科学的主要原理及其核心，一定是在实践中重复检验的真实可靠的理论。而且，在科学理论的发展、完善过程中，它的基本原理仍然是不会动摇的。所以在一个具体学科的发展中，假设也不能与已有的科学理论相矛盾。

　　明确假设的上述逻辑原则以及假设和科学的关系之后，以此来看“肾的研究”的问题，大体可归结为两个方面。概括起来讲，即“连续三假设，贯穿一条线。”

　　二、连续三假设

　　“肾的研究”中“第一个假设”，即前面上文所讲的“自设跳板”。研究者无视从《黄帝内经》到当今大学教材中中医有关肾的一致性的表述，这是不对的。“肾的研究”中“第二个假设”即上文所指的“阉割在先”。研究者把中医在藏象经络、病因病机理论指导下的辨证论治，假设为证候群诊断模式。在研究者的诊断模式里，诊断肾阴虚、肾阳虚所依据的主证、次证，与中医八纲辨证体系里辨别总体性的阴虚、阳虚时，其证候表现基本雷同。换言之，研究者的肾阴虚、肾阳虚，与人在总体上的阴虚、阳虚相互混淆了起来。肾在研究者的证候群诊断模式里，被简化得面目全非。“肾的研究”中“第三个假设”是：中医的“肾”即“可能”、“类似”西医的“肾上腺”，或者与内分泌相关的垂体、下丘脑、性腺。应该说，数十年的中医基础研究中，用“可能”、“类似”、“近似”、“大体”、“大体就是”等等含糊不清的词汇，在中、西医两个医学理论体系之间互相偷换概念和命题的逻辑错误，司空见惯，俯拾皆是。从“肾的研究”着手实验的第一步，便把该实验定位在西医的肾上腺这一点来看，就足以说明研究者早已把中医藏象的肾，和西医脏器的肾看成“类似”、“近似”的东西了。

　　前面讲过，科学的假设离不开实践和逻辑方法。如果假设不是在实践中，而是在一次又一次的望文生义、主观猜想中，这种连读性的假设，便连续性的失去中医理论的本来面目。事实上，古往今来的科学研究中，从来没有见到过“连续性假设”的做法。它是当代的中医“科研”独家的专利，是主观随意性放纵的结果。对此，中医工作者必须格外警惕。

　　三、贯穿一条线

　　既然“连续性假设”不会构成科学的假设，研究者又为什么执著地这样做呢？因为“肾的研究”自始至终都贯穿着“中医西医化”这样一条主线。因为头脑中“中医西医化”的思维定向在先，而研究者又没有真正搞清楚中医与西医在基础理论层面上的本质局别，于是便求助于主观想象和臆测。因此，“实验不实”、“指标不特异”，也就是不可避免的必然结局了。这里所谓的“实验”，对于“中医西医化”思维定势在先的研究者来说，其实只不过是摆给外行人看的一种模样、一种玩术而已。这样做，在实证科学的现代潮流中，既容易使外行相信“中医西医化”的合理性，又能堵住中医界的嘴。这是否是“西化中医”的某种压力下逼出来的？恐怕只有研究者自己明白。

　　《肾的研究》一书在“祖国医学‘肾’的研究总结”一章中多处所讲的：“不论有无肾虚症状”，只要“垂体-肾上腺系统兴奋性低下”，“都适合于补肾”，“可以采用温补肾阳”之类的说法，是“肾的研究”贯穿着“西化中医”一条线的自我证明。

　　综上所述，依靠西医诊断指标来用中药，这就是“肾的研究”的终极目标。透过研究者自己对自己终极目标所做出的自我回答，对于长期为“微观辨病与宏观辨证相结合”和“四诊客观化”而陶醉的人来说，应该看到这条道路尽头的结局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