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科学与传统文化——有关“中医文化”的思考

　　“文化是什么？当代人已将“文化”一词用滥了，喝酒者有酒文化，饮茶则唱茶文化，冬天北方卖冬贮大白菜时甚至要讲“大白菜文化”。当代人一般是将文化定义为泛指人类创造的一切精神与物质财富；西方人释文化的含义为有教养；考古与历史学中，一般是将文化定义为低于“文明”的发展阶段。在中国古代，文化的本义是指“以文化人”，即使用非武力的方式来征服教化民众。

　　“中医文化”、“传统文化与医学”一类标题之所以盛行于当代中医界，并波及到史学界，我以为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中医界人士所受教育（养成过程）中含有较丰富的文、史、哲内容；或者说当代中医的继承者在学习、理解、研究中医学时，必须要涉及到人文科学的知识。这个过程，本身就是“文化”棗“以文化人”，以非纯自然科学的知识教化后学之辈的过程。当我们思考“中医文化“时，是否应该注意到这种教育与西医教育间的区别？而且是要注意到两方面的本质性区别。因为西医教育中亦同样包含有“医学史”成分，但是这种教育与理解与运用现代医学知识并无内在联系。其二，则是由于本世纪以来，历史学研究的自身发展所致。在本世纪史学发展中极具影响的法国“年鉴学派”的核心旨要，可以说就是提倡扩大研究与资料利用的范围。民国以来“新史学”的出现，亦不越这一轨范。近年，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所长杜正胜先生的带领下，开展了“另类医学史”的专题研论，其实质即是扩大了史学研究的范围棗从以往的政治、经济史研究扩大到“生命问题”；注目于以往史学家未曾充分注意的“医药学史料”，以此来弥补以往“文化史”研究的片面与不足。其实，早在数十年前，就曾有史学家感叹中国缺少真正的“通史”著作，即达到上下贯通、左右旁通之水准的“通史”。这样的“通史”不是大而全，不是无所不包的“拼盘”，而是希望将我们现在习惯划分的“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两大领域融于一炉。本世纪以来出现了一门新兴学科棗“科学史”，无疑为史学家的理想提供了实现的必要条件。从长远的角度、宏观的角度看，“中医文化”、“传统医学与文化”的研究，应该视为史学研究的一部分，应该成为中国文化、中华文明的一部分。

　　然而这个工作应该由谁来完成？科学史研究应该由科学家来承担，还是由史学家来承担？这是国际科学史界关注的问题之一。具体到医学领域，超越了医学技艺、科学性质内核的研究，是应该由医学家承担，还是由史学家承担？毫无疑义，人们会说：各有所长。然而各有所长，各有侧重的结果，就是我们今日所能见到的现实：一般史学著作中出现了历代名医、经典的记述；医学史著作虽在各章之前冠有“时代背景”，但背景与医学内容实属两张皮，并无深刻的内在联系。对于两方面来说，都存在着不通的问题。

　　1990年，李良松、郭洪涛编者的《中国传统文化与医学》（厦门大学出版社）问世；其后，李良松又与刘建忠合编了《中华医药文化论丛》（鹭江出版社， 1996）。上海方面有马伯英等著《中外医学文化交流史》（文汇出版社， 1993），及马伯英个人所著《中国医学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这些都是瞄准“医学·文化”之关系，幅越50万字的巨著。此外还有许许多多侧重时间、空间、气象、阴阳五行、象数等与医学之关系的专著出版。孙文采、王嫣娟围绕着人参文化所“化’’的对象却主要是妇女。为何中国男性对“虚”怀着极大的担忧，而在韩国则是妇女？如果深入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对于深刻理解中国人的思想意识定会有所裨益。而在整个文化史的研究中，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实实在在的“个例”，恐怕是很难从其他政治、经济的研究中获得这一信息的。

　　知识的传播，无疑就是一个“以文化人”的过程。在我们的医学史、交流史著作中，屡见不鲜的一个现象是跟在一般史学家的后面、在有关民族融合论述的后面添加上一段：随着民族的融合与交通，彼邦的医药知识亦传入中原，丰富了中医学的内容云云。然而深入追问一下，当游牧民族地区出现农业化、封建化转变时，究竟是什么医学之“文”化入了汉文化中，教化了中原民众？则恐怕很难说清。中国的医学传入异邦，又发生了哪些改造、创新，如何教化、影响了异邦医学的发展？亦很难说清。我们知道得较多的，大抵限于书之来往、人之来往，至于其如何“化人”的具体表现则不太清楚。  三、基础研究的重要性  之所以会出现上一节所说研究之肤浅化的现象，在于我们对基础性研究工作的重视程度不够。在中国“医学文化”研究领域，至今尚未听说有通晓梵文、阿拉伯文或其他业已死亡之“古文字”的学者。这与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研究者的文字功夫相比，可谓天壤之别。同时，就算是利用英、日等文种之间接资料来研究周边文化的学者亦不多见。但奇怪的是在这种状况下，却能写出中国与各国间之“医学文化交流”的巨著！如此，除了从交流史研究之前辈的书中摘些资料外，很难就“医学”本身展开探讨，这样的“医学文化”研究恐怕不需要通晓医学知识的学者来承担，一般的历史学家较我们而言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为要做好“医学文化”研究，需要专业研究人员耐下心来，先将不同文化体系中的“医学知识”译成汉文，而且是“原汁原味”地加以翻译，然后再在此基础之上进行比较研究。只有如此，“医学文化”的研究才能有助于一般通史、一般交流史研究的不足，发挥自身应有的历史作用。

　　就“传统中医”而言，基础性的考证研究亦同样重要。例如，近年在四川绵阳出土了“经络木人”之后，研究者大多是以“黄帝内经”、马王堆出土医书等为依据，进行解释。从中不难看出，在研究者的头脑中存在着一个先入为主的成见，即中国传统医学是一元的。戴上这副眼镜后，看不出不同经脉体系的差别，并将这种也许是错误的信息传递给对“医学史专家”充满信任的一般历史研究者，那么，在今后他们编写的“通史”著作中，自然要将经络学说写成是一源的，从而失掉了有可能逼近历史真实本貌、客观描述文化发展历程的机会。

　　在我看来并不存在独立于一般医学史研究之外的“医学文化”研究，因为两者所关心的问题乃是一致的。除非是在一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医学史研究被限制于发现古代的科学成就棗以现代自然科学为标准，以近代西方医学为标准。这样就会使古代医药被分割成两部分：科学与非科学。前者成为医学史研究的对象，后者则成为“文化史”，甚至降低至“方术”研究的范畴。例如有关医疗咒术，一般皆是指斥为迷信，但又从“心理治疗作用”加以肯定。其实，从马王堆出土医书所保存的咒术史料中可以看出：语言的对象并非是患者，而是致病之“物”；因此其适用范围与精神、心理疾患毫无关系。另外，如果将马王堆中的史料与孙思逝（千金方）中的咒术加以比较，则又可发现咒术本身亦有其发展的历史，并非像人们一般所想那般：医疗技艺发展起来之后，咒术就必然让出历史舞台。无论是指斥咒术疗法为迷信，还是从心理治疗的角度加以肯定，均是站在当代“自然科学”的立场，并以此来评价古代之事，这种研究方法本身就是不可取的。历史的研究在于说明过去“有什么”、“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在考察“有什么”的时候，必需分清其存在的历史时限；在考察其“是什么”的时候，同样要分清同一事物、同一术语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内涵是什么。如果真正做到了这一点，我相信中医界人士不会天天感叹“今不如昔”、并将这种错误观点传染给下一代。因为传统医学发展到今天，体系内部已然经历了无数次大大小小的“革命”，这些革命表现为对某些理论与治疗方法的扬弃，修正，改进；概念的重组与内涵更新；新理论、新方法的产生等等。我们今天所说、所学、所用的中医，是当代的“中医学”，而不是古代的中医。没有历史的考察，显然是看不清这一点的。因此、我认为所谓“医学文化”的研究，实际上就是医学史的研究，其任务就是要让医界内外的人都能理解中国传统医学是如何发展到今天的，其中有些什么；是些什么；这些东西怎么会产生；其中哪些东西仅仅是具有历史价值，哪些东西还有现实意义。 台湾学者在研究“医学文化”时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今日己没有人高喊中国天文学、中国物理、中国化学，但却有那么多人在高喊“中国医学”，这是一种怎样的文化心态？然而提问者何以没有考虑到：如果是文化心态的问题，那么就同样应该有人高喊中国天文、中国物理、中国化学。所以“中国医学”能够存活至今，绝不是什么心态问题，而是因为其自身所具有的生命力。这个生命力的证明，是自然科学的研究范畴，而不是“医学文化”所要解释的问题。如果以为通过“文化研究”可以说明中国医学的价值与治疗原理，进而“弘扬中医”则又进入了一个新的误区。

　　批评别人，言说某一事物、理论、方法的不足总是比做好一件事或指出“到底应该怎样”容易得多。我自己在撰写文章时也总是强调应该把传统医学放在整个文化背景之中加以研究。但背景毕竟是“背景”。最近，德国马普学会科学史研究所的学者到中国访问，介绍他们在研究社会学与科学技术发展关系时所选择的切人点是“工具”，尤其是度量衡工具。由此使我想到，时于古代医学家来说，阴阳、五行等难道不可以说也是一种工具吗？难道不是他们赖以认识自然、人体、生命活动的工具吗？由此衍生出的具体学说，构成了医学的理论，这就是古代医学中的“科学”成分一一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对于这些理论及相关技艺，我们都不必硬要套上一个“文化”的帽子。站在“文化”原本是指教化民众这一最本始的涵义上思考“文化”，则不难理解古人为何要对钻隧取火、凿井筑屋、尝百草定可食等大加渲染。概因教化始于人类创建自己的生活场所、饲养动物、栽培植物，即通常所说定居与农业生产的开始。在此之前，人类一直是使自己的生活适应自然条件，与一般动物界的生活方式没有本质的区别。英语中“农业”（agriculture）一词与“文化”（culture）密切相关，而culture又与“教养”相关，似乎也反映着同样的“文化观”。人类为自身的发展规定了方向，呈现出“自行驯化”状态，这就是文化。那么医学当中是否也存在着“文化”的过程呢？答案无疑是肯定的。中国人产后“坐月”，不吃冷物、不妄劳作，而西方人则无此习惯；日本人原本是有这些习惯的，但明治维新后被西方医学所“化”，产妇已毫无顾忌地吃起了冰棍。中国人老幼皆知受凉会感冒，但在西方人的思维中却没有将自然气候与疾病发生联系在一起，而是必在病原体的感染上找原因。中国人说好发脾气是“肝火太旺”，而法国人则说消化不良是“肝火不足”所致。民众为何会有这些普遍看法，如果原因在于“生活经验”，那么为何不同民族间没有共同的经验性认识呢？这实际上即是因“医学文化”棗医学的教化所决定的。不同的社会中有不同的医学认识，因而教化的结果------民众的普遍认识、生活习惯亦因而不同。古人说孕妇不能吃兔肉，否则生子成兔唇，民众信而遵行之，于是便成了民俗、习惯、普遍认识，但这并不是生活经验，而是被教化的结果。至于说人们为什么会提出六淫致病说或病原体致病说，为何会有食兔成兔唇的认识，为何会将脾气或消化不良与肝火联系在一起，则是考察研究“认知方法”、“医学理论”的对象。其中可能会涉及到文化背景，但背景毕竟是背景，而不是事物本身。古人知道同姓结婚，其生不藩，并以此教化民众，但民众并不接受这种教化。拒绝教化，也是文化要研究的内容。禁止近亲结婚在当代已成为法律，法律已然不是文化，但法律的建立却是以这种认识的教化为基础。越南在12世纪前后接受了中国医学理论后，民众的语言中也出现了“感寒”、“感热”等词汇与相应的疾病观，这个过程也是医学文化棗教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是怎样进行的，进行当中民众接受了哪些，拒绝了哪些，改造了哪些，都可说是“医学文化”所应研究的内容。

　　这样看来，“医学文化”并非要把骚人墨客诗词歌赋中的病名、药名网罗都尽，而是有许多应该研究但却并未被注意的题目值得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