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医发展缓慢的方法论原因分析

　　众所周知，作为中国传统科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医有着与其他传统科学不同的命运。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中国古代的天文学、数学、生物学等传统科学先后被近代科学取代而成为历史，唯有中医一枝独秀，非但没有被西医淘汰，而且至今还保持着一定的生命力，这一特有的现象被称为“科学史上的一个奇迹”[1] 。但奇迹的发生并不能遮弊一个重要事实：与西医相比，近代中医发展缓慢了。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不是奇迹究竟是如何发生的，而是试图从方法论角度，通过中西医方法内在结构对比来回答：中医在古代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为什么到了近代却发展缓慢，最终导致落后了？1.近代中医发展缓慢了

　　回顾中医发展的历史不难看出，从春秋战国“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到医和的“六气致病说”，从西汉“马王堆医书”到东汉的《医林改错》中已经明确提出诊病当先明脏腑，“著书不明脏腑，岂不是痴人说梦，治病不明脏腑，何异于盲子夜行”[5]。在方法论上已经试图从唯象模型方法向实体模型方法转变，但由于受传统惯性的束缚，只能被认为是异端。没有实体模型方法的引进，中医理论就不可能产生严格意义上的科学革命，也不可能孕育出像近代西医学那样的新型理论体系来。近代以来，经过两次西学东渐，近代西医的解剖、生理、病理、微生物学等学科的引入未能改变传统中医的理论形态，个中原因固然多种，但其中很重要的一条，那就是两种研究方法的不同而导致两种不同理论体系的难以通约。由于西医的解剖生理、病理等是建立在实体模型方法基础之上的，而中医缺乏这一方法环节，其理论是“超形态”、“超解剖”的，那么，这些以“形态”为主的理论在中医理论中难于找到镶嵌的位置也就见怪不怪了。早期的中西医汇通学派，试图在两者之间寻找到融通之处，忽视方法论差异的中西医汇通结果以失败而告终就在所难免。

　　其次，造成中医理论难以证伪。近代西医之所以能够突飞猛进，关键在于通过不断证伪，抛弃旧理论而建立新理论。由于解剖方法，特别是实验方法在医学研究中的广泛应用，新事实的不断发现，旧理论的错误和不足就容易暴露出来，再通过证伪方法，抛弃或修正旧理论，发展新理论。这种由实体模型方法产生的科学理论与科学实验之间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加速机制，促进了实体模型的日益完善和近代西医理论不断发展。相对而言，中医理论却难以证伪。由于中医理论是由唯象模型方法构建而成的，总体上看，藏象是一个综合的功能单位，不同于西医的脏器。因此，不管你通过唯象观察，还是通过实验解剖发现的事实，都不可能成为中医理论的“反例”，从而构成对中医理论的威胁，更谈不上是证伪了。由于阴阳五行这一中医理论体系硬核的无限涵容性和超经验性，任何通过唯象观察而得到的事实都能够在这张阴阳五行网上寻找到镶嵌的位置。通过解剖实验方法得到的事实由于属于另一种范式，对中医理论也不构成“反常”。自西医理论传入中国，有人就根据中医理论的核心—藏象学说与西医生理解剖之间严重不符，如“心藏神”与脑主思维的矛盾、“肾藏精”与解剖生理的不符，“脾主运化”没有生理依据，“痰迷心窍”缺乏病理解剖的支持等，于是便认为西医的解剖生理的事实对中医理论构成了威胁，甚至认为证伪了中医理论，提出了废除中医、废医存药的主张。其实，中医的藏象理论是通过功能观察和唯象模型方法推导而来的，不是通过实验分析和实体模型方法而得出的，它在本质上是一个“功能单位”或“功能的复合体”，并不是或不全是解剖学意义上的脏器。因此，试图用西医脏器来证明或证伪中医藏脏象学说，是难以行得通的。 由于中医理论难以证伪，于是出现中医历史上各家学说并存状况。就辨证方法而言，中医有八纲辨证、六经辨证、脏腑辨证、三焦辨证、卫气营血辨证、气血辨证等各种辨证方法，对同一个病人，同一种疾病，中医可以应用这些不用的方法进行辨证，采用不同的方法进行治疗。这些辨证方法背后的理论基础并不完全兼容，各家学说长期并存而难于形成统一的形式化的演绎逻辑体系，而只能选择辩证逻辑体系。

　　正如当代青年中医学者所言：“ 整个中医学是建立在没有形态的功能变化之上。这是中医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中医没能建立在现代科学技术之上的根本原因。不解决中医缺乏形态学的问题，难以想象会有真正意义上的中医现代化或中西医结合医学。”4.中医实体模型方法缺失的社会文化原因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发现中医在近代以来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是中医一直沿用唯象模型方法，没有发展出实体模型方法。如果我们再深入一步分析，就会发现这种方法的缺失是有其社会文化根源的。

　　首先，元气论自然观不可能产生实体模型方法。实体模型方法是以研究对象的形态结构和物质实体为基础的，这种方法论是建立在原子论自然观基础之上的。而中医自然观是元气论，在元气论看来，气是没有固定的空间结构和界限，“其大无外，其小无内”（《管子.心术上》） ，以弥漫的状态充塞于天地之间。在中医看来，人体是由气组成，其主要结构不是一种有形的静态结构，而是一种无形的动态结构，是一种“气化”结构。生命活动是通过气的升降出入等形式，以“象”方式表现出来。中医精细于面象、色象、脉象等人体外在功能之象的观察，乐津于“味归形，形归气，气归精，精归化。精食气、形食味。化生精，气生形”（《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等的推测，在气化原则基础上建立的中医藏象学说、气血津液、经络学说等一整套理论、概念，并不要求与之相应的形态结构和物质实体来说明。在这种缺乏明确的空间结构，没有具体的物质基础的元气本体之上，是难以发展出科学实验以及实体模型方法，而功能观察与唯象模型方法却与气本体相契合。

　　其次，儒家思想的影响。实体模型的方法必须是以解剖人体为前提的，而对人体的解剖在中国古代儒家看来是大逆不道的。早在《内经》中就有过一些解剖知识的论述和记载，可是在《内经》以后的两千年间，解剖学并未得到相应的发展。尽管西汉王莽时解剖过尸体，北宋时期有过《欧希范五脏图》和杨介的《存真图》等解剖学图著，但总的来说是一鳞半爪的，还谈不上完整系统的解剖学知识。中国古代解剖学不发达的原因然固很多，有社会因素，也有学科本身的因素，但不可否认，封建纲纪伦常的束缚亦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孝经》中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这种思想显然成了解剖学发展的桎梏。如《礼记·祭义》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可谓孝矣。不亏其体，不辱其身，可谓全矣。”儒家的孝道伦理观，除了要求敬养父母外，还要谨慎保全父母及自身之体，也不毁伤他人身体。解剖学作为直接毁伤他人躯体的行为，当然就为儒家的伦理观所不容。而建立在伦理道德之上的封建社会的法律，必然会以法律的形式，严禁毁伤父母及他人之体。在中医史上，勇于冒天下之大违，立志亲见尸体，以明脏腑，并为此花费心血几十年的，唯有清代医学家王清任。然王氏也囿于儒家伦理观的束缚和封建法律的威慑，仅仅是“赴其冢，就群儿之露者细观之”，或于行刑之人细看之，并未敢亲自从事解剖。

　　再次，与中国传统的重道轻器及实用主义价值观有关。自《周易》提出了“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一价值命题，重道轻器成了中国传统文化里一个主要的价值取向。《内经.九针十二原》所言的“粗守形，上守神”表达了中医在认识人体时注重功能、行为、神态等“无形”的方面，而对人体的“有形”的形态、结构、物质成分等方面相对不太关心。这一价值取向使《内经》之后的医家，大多只注重对机体功能变化的考察，而不重视对微观机制和形态结构的研究分析，只满足于以阴阳之类进行生理病理方面抽象的思辨表述而不深入到具体环节。面对中西医学在脏腑认识方面的巨大鸿沟，有人解释为中医讲的是“功能学单位”，而不是“形态学”意义上的脏器，其实正反映了这一价值取向的必然结果。另外，受中国传统实用主义价值观的影响，中医主要是一个实用的临床医学体系，只要能够把病治好，至于人体内部的形态结构、生理病理的内在机制是无需也没有能力来认识。临床上只强调认识功能表象，医疗强调功能调节的主流，使传统中医无需提出深入认识物质结构和弄清功能细节的任务，便能取得临床实效，人体实体生理和病理模型对中医来说就变得可有可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