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经》的生命哲学及其哲学本体论问题

  作为祖国医学经典的《内经》,其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为中医学的发展进步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其中的医学理论不但为医经之首因此成为医家必须精通的基础理论形式,而且作为对人体的有形之存在的形式方面的研究,也作出了不同于西方医学形式的而成为独立的医学体系。其中所反映的对人的生命哲学的重要建构和哲学的本体论的思维方式,对人的形而下之存在的自为,补群经之首的《周易》形而上之论,使中国的生命哲学和在其中所表征的本体论的哲学思维昭然若揭。随着西方医学的以科学技术为主体的诊断技术的提高和治疗技术的滞后,已引起对中国传统医学的重视。因为对于治疗而言,西方医学显得不如中医学在整体方面的治疗的有效性,尤其是不具有气功医疗技术对疾病医治的根本性。西方医学的对人体不断分割而日趋精细,但是,人的存在的机能表明,人的身体不是机器,整体不是部分的总和,所以,从人对客体存在的认识和对主体存在的操作性而言,人在当代已经借助于科学技术虽然可以上天入地,夺自然界之物质为我所用,可谓无所不用其极,但对人自身的存在本质而言,却知之甚少,从基本的意义上而言,并没有超过我们的老祖宗的认识水平。在中医学的重要的成就中,尤其是以气功学、伤寒论注.卷一.伤寒总论》)等等。 从上面众多的论述中,可以看出阴阳概念在生命哲学中的应用是相当广泛的,并且在逻辑上是自恰的。如果这其中所论述的阴阳分析对人的生命形式的作用形式是自律的,那么,这其中必然有一本体的支持,所以,生命哲学的本体论问题是哲学应凸现的问题。

  综合《内经》的阴阳之论和对《易经》的哲学研究,我认为阴阳之道的本体是时间和空间的作用下的认识论形式,因此,本体是时空阴阳及其表现的作用形式,是主体所能发现存在和存在之为存在的基本方式。“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易传上. 第十一章》),作了相当明确的论证。所以,阴阳能对人体的存在发生生命的本质作用在于时空的本体性,而这种作用的主体性之正确的与本体统一,是在主体的形而中的方式性中所达到的,因此,“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传上.第十一章》),人是什么呢 ?人即不是形上之道,更不是形下之器,我认为,形而中者谓之人。所谓的形而中者,是指人的存在的时空层次和意识时空能力的中介性,是通过主体时空的方式所能把握主体自身的存在和客体存在的主体的在存在中的形式,以通过形而中实现对时空层次的超越。 人是本体存在的形而中的形式,通过对时空的形式性的形而中的方式性的主体实现,人作为主体才能适应时空的层次,并通过化解时空阴阳的形而中的自我操作而把握存在,从而超越生命的时空形式。我因此称这一哲学为形而中论。(具体分析请参见笔者“卦的形式及其本体论内涵”一文,载段长山主编,《易学优秀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一版第599页)。三、形上之道的把握和对生命时空的超越

  在对人的存在的本体性以形而中论的哲学找到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根据以后,中国古代文化中的生命哲学和所达到的高度的确令世人惊叹。《内经》中用“七损八益”的时空方式对人的生命发展的论证,以及怎样超越“七损八益”时空方式对人的生命的制约,《内经》的作者和历代哲人在这方面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尤其是专门在这一领域内进行研究并奉献终生的历代道教学者更是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在为人的生命之存在──这一人类的终极关怀而努力实现的进程中,《内经》提供了关于人体的结构和相互作用的基本的理论形式,并在其一般性上指出了主体对生命的应该采取的把握形式。在《周易》和《道德经》的相互溶通的历史发展中,最后,由道教学者把重新实现《内经》生命哲学中的“真人”和“圣人”生存境界而付诸于修道实践,并取得了瞩目的成就。我们在当代的一些气功大师的医疗奇迹中看到古代道教学者所作出的对人的形而下存在之时空超越的伟大理论贡献和确凿的成功的实践之缩影。

  在实现其对生命时空的超越的基本理论形式中,对形上之道的把握被贯穿于主体的形而中的方式上,即在把主体的操作性的形而中方式和形而上的统一中,实现所谓的“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在生命哲学的不断发展中,随着《周易参同契》所代表的道教内丹术修练方法的成熟,更把这一目标的实践性推到了理想的程度。

  但是,中国这些宝贵的生命哲学的理论模型和在实践中的成功的应用,对当代而言,却发生了所谓的哲学认识论问题。之所以产生这一问题,是以当代所应用的西方哲学和科学模式对其作理论分析而产生的结果。在比较哲学的研究中,不难证明中西方文化是不同形式的两种类型,对两者之间的理论认识虽然还有不少争论,但是,已可以在其哲学的基本点上找到根据。我认为,形而中论对这一理论问题的分析表明: 西方哲学的时空的二元分割(包括人与自然的分割)把存在形式化和中国哲学视时空为统一的整体是产生不同的两种文化的基本原因。所以,不能在其中某一种基本形式上对另一种作出判定,尤其在价值观上的判定,这样做的结果,将南辕北辙,适得其反。

  因此,不能以西方哲学和科学模式来判定中国的生命哲学的本体论和所能实现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等问题──尽管我们在现实中已屡见不鲜的看到把其视之为封建迷信之类的批判。表现为现实中的科学至上的科学主义世界观并不能把我们带入对中国生命哲学的任何有价值的探索,除非科学的模式在经过中国生命哲学的带动下而进行科学模式的转换以实现“内向性转移”( 见辛立洲著《中国文化简论》 天津社科出版社1994年版第75页)之后。所以,对中国生命哲学的研究必然发生的哲学和科学的革命从而发生人类存在形式的根本变革,已是不远的将来的人类文化的发展之必然。

  以《内经》为代表的中国的生命哲学是人类文化中的宝贵财富,在其被人类重新重视和发现其对人类存在的更基本的重大意义之后,已经引起越来越多的象李约瑟那样的国外学者的注重和研究,这对中国文化重新走向世界,发挥其伟大的历史作用,不无重要。但是,在他们的研究中表露出来的以西方哲学思维禅解中国文化的做法尽管可以理解,但必然就会发生象黑格尔认为中国没有哲学那样带来对中国文化的表象化曲解,而不利于在其本质上真正的理解中国文化,这是由文化的自律性所决定的。

  所以,中国学界在经过由本世纪初开始的以西方文化作为参照系对中国文化的批判以后,在其中的利弊已经不证自明的今天,我们中国学者更应在捡讨自己所造成的当代文化的浅薄中重新呼唤中国文化精神的回归,而这样作,绝不仅是出于民族自强的需要,而是人类精神和人类文化发展的必然。在这一人类精神的新的发展进程中,贡献中国学者的学识,为全人类的进步,作出我们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