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中医的阳光和空气——兼论孔子学说和中医的关系
□ 欧阳兵 赵荣波 山东中医药大学
●在孔子影响下，中国古代积渐而成的是一种“寻根文化”。这种“寻根文化”与现在所言的科学技术指向相反：科学技术的发展以淘汰前任为突出特征；“寻根文化”以理解继承前贤为最终目的。这一点也是中、西医学差异的内在根源之一。
●目前很多中医研习者学习中医又嫌弃中医，西医也不精通，结果只能是徘徊在“夹缝”中混日子。这种状况不是中医理论本身有问题，而是我们在急功近利的心态下信念出了问题。“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才是解决问题的出路。
●如果把中医学比喻为一棵树，易、老作用于中医学的是“土壤”（直接的理论渊源），而孔子儒家作用于中医学的则是“阳光和空气”，后世所做是“施肥浇水”；在中医学的研习中，不但应关注“土壤”，也应关注“阳光和空气”。
作为传统文化中的“至圣先师”，孔子的巨大影响难以言喻。这一影响对中医学的理论建构和发展同样适用。只是《周易》和老子等对中医学的影响是直接的、显性的，孔子的影响是间接的、隐性的。易、老作用于中医的是“土壤”，孔子作用于中医学的是“阳光和空气”。如果说研习《伤寒》到一定程度必读《内经》，研习《内经》到一定程度必读易、老；那么，在读易、老、医遇到“发展瓶颈”的时候必读孔子。
当前，许多中医院校“近视”地把中医经典列为选修课，即使列为必修课也注重得不够。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本末倒置”的学术状况，真正把中医学发扬光大，重读孔子就显得尤为必要。
孔、老、医之“志于道”
《素问》首篇《上古天真论》云：“其知道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故合于道。”作为医家经典，伤寒论》等医学经典中的确找不到如何解决自身问题的方法。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之于中医
《论语》开篇第一句话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而》）这种安排不知是天意还是人为，但却是意味深长的。
孔子在这里首先道出的就是对待经典的态度和学习方法。在孔子的心目中，经典一旦出现就是无与伦比、难以跨越的，她已道尽天下至理，所以自己只能是“述而不作”（《述而》）。“述”谓结合己意阐述表达，“作”谓创造。尽管后世的每一次“述”实际上都是结合时代特征完成了一次再创造，但都没有离开经典的统摄。甚至研习得越深、境界越高，越能感觉到：其实经典已经把这些道理表达得相当透彻和全面了，只是原来自己理解浅薄没有体会到圣人之意而已。正是这种读“经”经验，历代“大家”才会走一条先是“六经注我”、后来“我注六经”的学术路子。“六经注我”是指引经据典表达“我”的观点；“我注六经”是指后来发现“我”的观点其实圣人已经讲过，且寓意深远，只不过点到即止。我的任务就是阐述一下让世人更容易读懂一些而已。“我的述”仅是一条途径，经典才是终点。
孔子的这种态度至少给我们两种启示：一是对待经典我们应该永远谦卑，她是仰之弥高的，忽视经典只能说明我们自己的浅薄；二是在孔子影响下中国古代积渐而成的是一种“寻根文化”。这种“寻根文化”与现在所言的科学技术指向相反：科学技术的发展以淘汰前任为突出特征；“寻根文化”以理解继承前贤为最终目的。这一点也是中、西医学差异的内在根源之一。
言简意赅、辞约义丰的经典不会一次就能读透，最初只能从字、词的基本涵义入手，这就是古代所言的“小学”，或如中医的“下工”。“小学”阶段固然是不可或缺的，但仅仅是起点。先贤最终要求我们达到“大学”，即“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大学》），也就是“达己成人”。此如中医的“上工”或“圣医”。这需要一个过程。如何把这个过程从被动的接受变为乐在其中的主动追求呢？完成“境界的跃迁”是一个关键。
这种转变完全可以通过反复地研习经典达成。
首先不能把读经典当做“啃骨头”，而是要始终抱有一种轻松的心态慢慢来。这种坚毅且和缓的态度是孔子与学生对话时言传身教体现出来的。其次是真正用“心”去读。寥寥数语的经典不在于传授给我们多少知识，而在于让我们体会到一种境界，即在“言”中知“意”，在“有形”中把握“无形”——此一点对中医学健康观、对脏腑器官的理解是有决定意义的。
如果我们真正这样做了，第一次读经可能会感觉索然，不过如此；第二次会感觉到：原来圣人的深意竟然在这里；第三次就会：原来圣人是在这么高的高度来谈这个问题的；第四次：圣人的胸怀竟如此博大；第五次：这种君临天下、惠及于人就是传统文化中的“内圣外王”之道吧……在这个过程中，每一次认识的深化和境界的跃迁都会使我们获得一种“畅于四肢”的快乐。此时不仅读经的痛苦全无，甚至感觉到“欲罢不能”了。至此，内心的愉悦足以让我们的气血畅通无阻，外在的不快也会像一粒微尘在我们能容天下的“心”中悄然滑过，不会留下任何阴影。只是这种健康不是通过杠铃等器械训练得到发达肌肉的外在“张扬”，而是目光炯炯、温文尔雅的“内敛”。
这是真正中医学意义上的健康观，是“治未病”的核心内容之一。惟其如此，“上医治未病”和“上医治国”的命题才具有可通约性。这种健康观念显然与西方有较大差异，此差异甚至可以从国画的“写意”和西洋画的“写实”中表现出来。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医的境界是“写意”，西医的操作是“写实”。
结 语
以现代认识论的三个阶段划分而言，人的认识大体可分为：感性的具体—理性—理性的具体。其中，从感性的具体到理性是一个归纳的阶段，从理性到理性的具体是演绎的阶段。老子通过对大千世界的考察中凝练出“道”是归纳。但从“道”的高度再重新回到现实人生中的第二个阶段，即演绎阶段，不是由老子完成的，而是由孔子担当的。老子虽然也有演绎，如“知白守黑”、“将欲夺之，必故予之”等智慧，但比起孔子的阳光和大气，老子的确要逊色一些。
以最高本原的“道”为参照。孔、老相比较而言，可以这样说：老子完成了“上行”，但没有“下”来；孔子既“上”去了，又“下”来了。还可以这样说，就“理论”深度而言，《老子》比《论语》要深奥得多；就“思想”深度而言，《论语》比《老子》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两千多年来，“素王”、“圣人”之名冠于孔子而不及老子就是必然的。
在中医学里，“上得去”和“下得来”同样是成就“上医”的关键。对“道”了然于胸之后，虽然对望闻问切等具体施治手段和“病灶”“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但呈现在他们心中的不再是“一块砖在一大堆杂乱无章的建筑材料中”，而是“一栋大楼中处在某一位置和发挥某种作用的一块砖”了。
所以，孔子的“君子不器”，反对的不是“匠心”而是“匠气”，或如马克思所言“人沦落为机器的奴隶”而出现的“异化”。对此，研习中医者不可不慎。
总之，如果把中医学比喻为一棵树，易、老作用于中医学的是“土壤”（直接的理论渊源），而孔子儒家作用于中医学的则是“阳光和空气”，后世所做是“施肥浇水”。在中医学的研习中如果只关注有形的“土壤”而忽视无形的“阳光和空气”，谬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