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夏金元时期中外医药交流

　　一、与阿拉伯国家和地区的医药交流

　　1206年蒙古国建立后的三次西征，给各国人民及本国人民带来严重灾难，但也开通了东西方交通的宽阔大道，在客观上对与阿拉伯医药交流的发展增加了很大便利。同时，为适应自身生存与军事扩张的需要，蒙古军队对包括医生在内的各种匠艺人员采取了一定程度的保护措施。蒙古统治者在所征服的地区征召医生为自己服务，这样，在当时蒙古最高统治者周围就逐渐集聚了一些著名的中外各族医生，如为蒙古太组成吉思汗(1206～1227年在位)服务的就有信奉景教的回回医生，诸多域外回回医生以医药服侍于蒙古统治者，这本身就是中国与阿拉伯医药交流的一种体现。而且，按照常理，回回医生与汉族医生既然同时服务于蒙古统治者，相互之间应该有直接接触，也可能进行过某些医药方面的交流活动。

　　在当时来往的一些使节中，世颇有本身即为医生或留意于医药者。如1254年由鲁本国(今日土耳其)派遣东往觐见蒙古宪宗蒙哥的使节叔札乌丁，就是一名医师，其后不久，有中国使节常德自和林(即哈喇和林，窝阔台于1235年建为蒙古国国都，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厄尔得尼召北)西行觐见旭烈冗，由刘郁撰《西使记》记其事，书中记载了一些关于回回医药的见闻，增加了当时中国人对回回医药的认识。书中所载的阿只儿、阿息儿、奴哥撒儿三种回回药物，后来《硫黄、水银、银珠、桐油等深受真腊人欢迎和喜爱，该书中还记载了真腊人的医药卫生风俗。如“男女身上，常涂香药，以檀麝等香合成。”“(真腊)国人寻常有病，多是入水浸浴，及频频洗头，便自痊可，……亦有货药于市者，与中国之药不类，不知其为何物。”从真腊国当时癞病(相当于麻风病)流行和对大枫子的药用推测，真腊人已积累了防治麻风病的经验。

　　六、中外医药交流的评价

　　（一）中外医药交流，属于跨文化传统的范畴。

　　不同文化之间互相一旦有了接触或碰撞的机会，此种传通的过程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但是，这一过程的兴衰久暂，却受到其它因素的制约或影响，并不完全是一个自发的过程。中国医学的固有传统体系又具有很大的涵容性，外来医学理论等既无法超越这一体系，也就无从言其冲破。而中医理论本身却有宽广的胸怀和足够的间隙来接纳它们，丰富自己。金元时代外来医药达到最为兴盛的地步，同时也开始了多种医药并存共荣的局面，此实中外医药交流史上一段佳话。

　　（二）中外医药交流的特点和影响：

　　首先是交流较之过去空前扩大了。而医家的传播、吸收也比过去更加增多和有效。例如《回回药方》、《钦膳正要》的编纂，既是传播了阿拉伯、回、蒙等族的医药文化，同时吸纳了中医文化，本身就有交流结晶的双重含义。在元代中医药学家与回回医药学家之间，从未未见有互相非议排斥的记载。即使他们也没有怎样合作携手，至少是和平相处的。各自进行的医药治疗，必然也是平等竞争，没有谁压倒谁或谁取代谁的问题，唯取有效之方也。

　　亦因此，双方在理论体系上均无大的影响。中医药被采纳进回回医药体系构成之中，但不能改变其来自阿拉伯医学理论的基本架构；同样，中医学采用阿拉伯的香药治疗诸法，也极大的丰富了中医学治疗方药，而于理论体系根本毫无触动。互相多是为我所用，取长补短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