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纪中国面临的“三大”人口高峰问题

　　#e#   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11年前,以21世纪我国的总人口高峰、劳动年龄人口高峰和老年人口高峰(以下简称“三大”人口高峰)相继来临与彼此叠加，提出了令人忧心忡忡的困境与危机问题(《生存与发展》，胡鞍钢等，科学出版社，1989年)。其影响随着时间的广延，迅速扩大。如今，将“三大”人口高峰视作21世纪我国可持续发展的消极因素、社会经济发展的沉重负担与压力，已是相当普遍。然而，这种认识并非正确。为说明此问题，这里做一精细分析。

　　一、“三大”人口高峰是计划生育成果的体现

　　所谓“三大”人口高峰，指的是“三大”人口的峰值。对于一个增长型人口来说，“三大”人口分别不再继续增长时的总量便成为最高值，即峰值。因此，峰值是停止增长或负增长的标志。

　　在一定的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条件下，“三大”人口停止增长或达零增长的前提：一是生育水平必须降至等于或低于更替水平；二是这种低生育水平必须要相对稳定数十年。高于更替水平，“三大”人口将无休止地增长，所谓高峰或峰值就根本不会出现。

　　“三大”人口高峰，实际是数十年稳定这种低生育水平和相应形成的数十个单岁年龄导致的结构变动，共同作用而相继在不同时间跨度上，分别终止增长，达其峰值的客观必然反映。

　　实行计划生育，使我国降至更替水平的时间，至少提前了50年。“三大”人口在等于或低于更替水平下的增长，纯属是年龄结构变动导致的惯性增长。其增长既是不可避免的过程，也是实现零增长的必经阶段。从严格控制人口数量来说，人们对这种有所不为的增长表示担忧，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将其视为是消极因素及压力与负担，那就欠缺科学不足取了。

　　我国若没有全面实行计划生育，降至更替水平的时间，一旦推迟到21世纪中后期，[1]  。全国城乡自1970年普遍实行计划生育之后的出生人口，从1985年开始逐年逐龄进入劳动年龄人口。2034年起的劳动年龄人口，才完全是全国普遍实行计划生育之后出生的人口。

　　劳动年龄人口，1980年末为5.90亿，1984年末为6.70亿，年均增量为2000万，年均增速为3.17%，增加一个亿的时间为5年，基本反映的是未实行计划生育前出生人口的劳动年龄人口变动状况；当实行计划生育最初5年的出生人口步入劳动年龄人口，其增速就明显减缓，1989年末为7.54亿，较1984年末相比，年均增量减至1680万，年均增速降为2.36%，增加一个亿的时间延长到5.95年；1994年末，劳动年龄人口虽增至8.06亿，但与1989年相比，年均增量却减少到1040万，年均增速降低到1.33%，增加一个亿的时间进一步延长到9.62年；与1994年末相比，5年后的1999年末，劳动年龄人口仅增加了4100万，为8.47亿，年均增量降低到820万，年均增速已降到不足1.0%，增加一个亿 [3]  。全国城乡自1970年普遍实行计划生育之后的出生人口，从1985年开始逐年逐龄进入劳动年龄人口。2034年起的劳动年龄人口，才完全是全国普遍实行计划生育之后出生的人口。

　　劳动年龄人口，1980年末为5.90亿，1984年末为6.70亿，年均增量为2000万，年均增速为3.17%，增加一个亿的时间为5年，基本反映的是未实行计划生育前出生人口的劳动年龄人口变动状况；当实行计划生育最初5年的出生人口步入劳动年龄人口，其增速就明显减缓，1989年末为7.54亿，较1984年末相比，年均增量减至1680万，年均增速降为2.36%，增加一个亿的时间延长到5.95年；1994年末，劳动年龄人口虽增至8.06亿，但与1989年相比，年均增量却减少到1040万，年均增速降低到1.33%，增加一个亿的时间进一步延长到9.62年；与1994年末相比，5年后的1999年末，劳动年龄人口仅增加了4100万，为8.47亿，年均增量降低到820万，年均增速已降到不足1.0%，增加一个亿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