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学史研究应有新视点

　　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医学史研究，始自20世纪20年代。回顾近百年来的研究历程，可谓成就斐然，硕果累累。到现在，只要翻阅一下论著目录或索引工具，就会发现无论哪个历史人物、重要著作、理论学说、机构事件等等，没有一个不被人反复研究与论说的。但无庸讳言，也存在着不少值得我们医史学界进一步加以深思的问题。其中，打破以近代科学为标准的框框和格局，就是目前亟待解决的大问题。

　　随便打开一本中国医学史著作或教材，以下论述，可谓充斥其间。

　　“公元2世纪，东汉和三国期间的杰出医学家华佗，在世界上第一个发明和使用麻醉剂——麻沸散，进行全身麻醉剖腹手术，使祖国医学在麻醉学和腹腔手术方面遥居世界前茅。19世纪中期欧美医生才发明了麻醉药，比我国晚了1600年。”

　　“公元657年唐高宗诏准苏敬等20余人编修本草，于659年完稿，名《中国医学通史》（古代卷），有哪一本出自中医学人之手呢？这些“学过西医的人，西医的知识与理论，在他们头脑里已经形成相当牢固的基础，所以在接触到每个具体问题的时候，无论如何都会不知不觉地从西医的角度来考虑。”（贾得道《〈黄帝内经〉新纂》）因此，自觉不自觉地陷入以近代科学为标准的框框和格局之中，也就在所难免了。

　　综上所述，近百年来的中国医学史研究，大多是以西方近代科学成就的标准作为参照系，来“套证”中国古代医籍的有关记载，而较少以在所研究的时期里中国特定的环境与价值标准作为研究前提。笔者认为，目前最重要的是实现观念和思路的转变。一是转变把西方近现代科学看作科学发展的惟一模式，把现有的科学知识看作惟一正确的认识的观念。正如日本山田庆儿先生在为其中文版论文集所写序言所说：“作为天文学出身的研究者，面对中国古代众多的科学著作，觉得无法理解。经过多年的努力，消化吸收、概念重组，而理解其理论与思维体系后，经常思考的一个问题便是：世界上是否存在着另一种科学？”二是转变把实证主义的医学编年史研究当作医学史研究主要研究方向的思路，努力致力于医学思想史研究和医学社会史研究，真正做到竺可桢先生在为《科学史集刊》撰写的《发刊词》中所说的那样：“科学史工作者的任务不仅要记录某一时代的科学成就，而且还必需指出这种成就的前因后果、时代背景以及为什么这种成就会出现于某一时代某一社会里，而不出现于别的时代别的社会里。”（摘自中国中医药报 作者山东中医药大学 张效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