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名医郭玉及其针灸术

  《后汉书·方技传》中记载,东汉时期有位名医姓郭名玉,乃四川广汉人氏。郭玉的老师叫程高,亦精通医学,尤擅针术。程高的老师是一位隐姓埋名的民间医生,由于其家境贫寒,故游历各地行医,还经常钓鱼于涪水之上,因号涪翁。涪翁特别精于针灸,遇有疾痛患者,便随时扎针施灸,无不应手而愈。后来,他就撰着《针经》、《诊脉法》两书,在世上流传。程高花了多年时间,到处寻访名师,终于访到了涪翁。几经周折,涪翁才将全部医术传授给他。程高学成之后亦隐居不仕,安心在民间行医,后来也获得了很高的医学成就。郭玉年轻时便跟从程高习医,尤得涪、程二人之针灸秘诀。

  东汉和帝时,郭玉任太医丞,切脉诊病,言之甚验;施针灼艾,疗效极高。和帝深感其技之神,便决定亲自考核他一下。于是挑选了宠爱的侍臣中与宫女手腕差不多的一人和一名宫女,杂坐于一个帷幕中,各伸出一只左手和右手,乔装成一个人,让郭玉诊脉,并询问患的是什么病。郭玉按脉以后十分诧异,觉得非一人之脉象,便直言相告:“左阴右阳,脉有男女,状若异人,臣疑其故。”和帝听后赞叹不已,认为郭玉的医术的确是名不虚传。

  郭玉不仅在宫廷疗病,而且也不辞辛苦为劳苦大众治疗,《后汉书》上说其拯救大众,不分贵贱,不问贫富,一视同仁,“虽贫贱厮养,必尽其心力”,故深受百姓的爱戴。但郭玉在治病中出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那就是他凡是治疗贫苦老百姓的疾病,无不随治随好,应手而瘥。可是当他医治达官贵人时,情况却大不相同了,疗效不很理想,甚至“时或不愈”。有一次,和帝叫一个权贵病人穿上破旧衣服,和仆役们杂在一起,然后请郭玉针治,郭玉只给针了一次,那个病人的病就治好了。和帝便问郭玉,为什么同样是治病,你给贫苦人施治效果很好,而给富贵人疗疾效果却相差很远呢?郭玉答道:“医之为言意也,腠理至微,随气用巧,针石之间,毫芒即乖。神存于心手之际,可得解而不可得言也。夫贵者处尊高以临臣,臣怀怖慑以承之,其为疗也有四难焉: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难也;将身不谨,二难也;骨节不强,不能使药,三难也;好逸恶劳,四难也。针有分寸,时有破漏,重以恐惧之心,加以裁慎之志,臣意且犹不尽,何有于病哉!此其所以为不愈也。”和帝认为他回答得很正确。

  那么郭玉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他告诉我们:医生给人治病必须有充分发挥他聪明才智的条件,才能做到诊断正确,治疗适当;施针灼艾,运用自如。人的肌肤腠理十分精微,调整气血的方法也非常巧妙,针刺艾灸,关键在于手法,失之毫厘,谬以千里,毫芒之间,一不经心,就会发生差错。施针时必须凝神用意,手脑并用,其中的奥妙是很难用语言来形容的。为什么给权贵治病效果总是不大好呢?因为那些达官贵人养尊处优,不时的盛气临人,他们颐指气使已成了习惯,医生怀着惶恐惧悚的心理给他们看病,治疗起来顾虑重重,就会产生四大难处。哪四大难处呢?他们只相信自己而不相信医生,认为在治病方面自己也要比医生高明,一意孤行而不遵医嘱,此为其一;饮食起居没有规律,膏粱厚味,不晓调理,此乃第二;身体羸弱,经不起充分和足够的治法,这是第三;四体不勤,好逸恶劳,从来不锻炼身体,气血瘀滞,经脉不通,这是第四。加之针刺深浅有分寸,志意调节有奥旨,施针时机有忌宜,这些都是医生匠心独运的。如果医生怀着畏慑恐惧的心理,小心谨慎有余,充分施治不足,思考问题拘束,治疗意志动摇,信念不足,施治不力,又怎么能对付复杂的疾病呢?这就是对达官贵人之病疗效不太好的根本原因。郭玉的这番话寓意深刻,十分耐人寻味,至今读来也有一定的哲学内涵,对于病人求医和医生的诊疗均有借鉴作用,很值得医生和病人们深思。郭玉的“四难”与扁鹊的“六不治”以及《内经》中“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于针石者,不可与言至巧;病不许治者,病必不治,治必无功矣”之论一样,对后世均有重要的教育和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