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扁鹊列传》札记

　　《史记 扁鹊列传》通过记录具体医案叙述春秋时期著名医生扁鹊的医术渊源和医学实践，表现了扁鹊高超的医技和高尚的医德，真实反映了当时丰富的临床经验、系统的医学理论，为研究医史提供了可信的资料。这篇列传不仅表现了司马迁对医生的重视，而且反映了司马迁的医学思想和尊重科学、提倡科学的精神。篇末对于扁鹊遇害，司马迁寄予深切的同情。

　　《史记 太史公自序》中说：“扁鹊言医，为方者宗，守数精明；后世循序，弗能易也，而仓公可谓近之矣”。司马迁充分肯定了扁鹊在医学上的宗师地位，指出淳于意的医术是从扁鹊那里传承来的。

　　《史记 扁鹊列传》中的扁鹊形象，可以用“守数精明”四个字来概括。作者在文章中具体表现了扁鹊的医术高明和尊重科学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

　　《史记 扁鹊列传》中用大量篇幅描写的高超医技和他作为一名全科医生所具备的综合素质。司马迁在列传中选择了三个典型医案：一是诊赵简子疾，主要介绍扁鹊的切脉技艺。二是治虢太子疾，侧重表现扁鹊针、石、汤烫、汤剂内服的综合疗法。三是视齐侯之色，集中反映扁鹊对疾病由浅入深发展变化过程的认识。在这三个医案中，不但有临床实践，而且根据实践经验总结形成了医学理论。

　　关于扁鹊其人其事，《史记》《战国策》《韩非子》《韩诗外传》《列子》等书中都有零星记载，但只有《史记》中的记录最为详实可靠，可以作为信史来看待。扁鹊本为渤海郡人（今河北任丘一带），姓秦名越人[1]，后游历到秦地，死后亦葬于秦地，墓葬遗址在今陕西临潼东北之南陈村。主要活动在秦穆公至秦惠公时期[2]。

　　作为扁鹊医术高超的事例，《史记》中录有医案三则。在第三个医案中，扁鹊提出疾病由腠理——血脉——肠胃——骨髓这样一个由浅入深的转变过程。这说明他已认识到人体有腠理、血脉、肠胃、骨髓等组织结构，并且具有层次性，人体感受到邪气发病后，疾病的演变也是按这一顺序由表及里、由轻变重的。病邪在不同部位，治疗方法也不一样：“病之居腠理也，汤熨之所及也；在血脉，针石之所及也；其在肠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虽司命无奈之何。”所以，治疗疾病自然是越早越好，这就与预防医学的某些观点有相似之处。

　　在多年的行医实践中，扁鹊创造了望、闻、问、切的诊断方法，奠定了中医临床诊断和治疗方法的基础。

　　据说扁鹊因偶遇名医长桑君而得到秘方和奇药。对于这次奇遇。司马迁这样记载：（扁鹊）少时为人舍长。舍客长桑君，过，扁鹊独奇之，常谨遇之。长桑君亦知扁鹊非常人也。出入十余年，乃呼扁鹊私坐，间与语曰：我有禁方，年老，欲传与公，公毋泄。”扁鹊曰：“敬诺”。乃出其怀中药予扁鹊：“饮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当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书尽予扁鹊。

　　这很像是一则神话故事，但是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春秋时期很多人非常重视经验方的流传，甚至非其人不传。长桑君考察扁鹊十余年，才把个人医疗经验告诉他。

　　扁鹊根据长桑君传授的“禁方”，再加上自己的临床实践，继承和发扬前人的医学成果，总结民间的医疗经验，形成了独特的诊治技术。例如扁鹊提倡切脉诊治，通过观察病人的脉搏跳动，诊断出疾病的性质和轻重缓急，从而辨证诊治，对症下药。关于扁鹊的切脉医技，列传中有治赵简子疾一案：简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惧，于是召扁鹊。扁鹊入视病，出，董安于问扁鹊，扁鹊曰：“血脉治也，而何怪昔秦穆公尝如此，七日而。……今主君之病与之同，不出三日必间。”

　　果然如扁鹊所言，几日后，赵简子病愈。扁鹊高超精妙的切脉医技，被司马迁称为“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据传扁鹊的《脉法》记载：“相疾之法，视色听声，观病之所在，候脉要诀，岂不微乎？”从这里可以看出扁鹊的确对切脉诊治很有研究，并且还有不少临床经验。西汉名医淳于意，曾传“扁鹊之脉书”。西晋王叔和《脉法》中保存了扁鹊的脉学著作《扁鹊阴阳脉法》《扁鹊脉法》等。

　　在司马迁笔下，扁鹊医术精明的例子，简直到了神而不巫，奇而不诞的传奇神医的地步。扁鹊，有“视见桓一方人”的特异功能，“以此视病，尽见五脏症结”。赵简子病，五日不知人，扁鹊入视病后，却认为“血脉治也，而何怪？”并进一步预料到赵简子“不出三日必间，间必有言”，“居二日半，简子”。这些记载表面上看来犹如神机妙算，其实应该有一定的科学依据。虢太子暴蹶而死，扁鹊能使“暴蹶”死而复生，主要是能根据中庶子所述准确地判断出太子并未真死。列传中叙此，不只单纯表现出扁鹊医术超群，而且还结合病情，记载了扁鹊医病的理论根据：

　　扁鹊曰：“若太子病，所谓‘尸蹶’者也。夫以阳入阴中，动胃缠缘，中经维络，别下于三焦、膀胱，是以阳脉下遂，阴脉上争，会气闭而不通，阴上而阳内行，下内鼓而不起，上外绝而不为使，上有绝阳之络，下有破阴之纽，破阴绝阳之，色废脉乱，故形静如死状。太子未死也。夫以阳入阴支兰藏者生，以阴入阳支兰藏者死。凡此数事，皆五脏蹶中之时暴作也。良工取之，拙者疑殆。”

　　扁鹊乃使弟子子阳厉针砥石，以取外三阳五会。有间，太子苏。乃使子豹为五分之熨以八减之剂和煮之，以更熨两胁下。太子起坐，更适阴阳但服汤二旬而复故。故天下尽以为扁鹊能生死人。从王玉川先生注解中得知，扁鹊在这里运用的是另一套经脉气血循环理论，与现今通行的理论不同[3]。

　　《史记》中记载，扁鹊一生游历过许多地方，诊治了不少垂危病人。在其行医实践过程中，不拘一格，精通内治、外治、针刺、手术、药剂等方面的医术，通晓内科、外科、妇科、五官科、儿科。他是一位医术高超的全科医生。

　　扁鹊名闻天下，过邯郸，闻贵妇人，即为带下医；过洛阳，闻周人爱老人，即为耳目痹医；来入咸阳，闻秦人爱小儿，即为小儿医，随俗为变。

　　如果没有高超精湛的医术和多年的行医经验，是不可能这样随心所欲，随俗为变的。在列传中，司马迁借扁鹊之口发出感叹：“人之所病，病疾多；而医之所病，病道少”，反映出医生不仅应具备广博的知识，而且还要掌握多种治疗方法。这从另一个侧面赞扬了扁鹊的“守数精明”。

　　二

　　《史记 扁鹊列传》中始终贯穿着尊重科学提倡科学的精神。司马迁借扁鹊之口提出“病有六不治”，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将“信巫不信医”作为“不治”条款。扁鹊不信巫术，提倡科学治病，从而把医学从巫术中解救出来，使之成为科学，对推动医学的发展具有开创意义。这在两千多年前巫医不分的历史条件下具有十分重要的启蒙意义，而且对今天的人们提倡科学、反对迷信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我们认为，司马迁之所以为医生立传，主要是看到了医学对人类健康具有重大意义。医生运用高超的医术“知人死生，决嫌疑，定可治”，功效显著，而且富于“救死扶伤”的精神，这就与那些装神弄鬼、招摇撞骗的术士迥然有别了。但这篇列传的意义不仅仅在于高度赞扬了名医们卓有成效的医学活动，更重要的是司马迁认同了名医们身上体现的那种可贵求实的科学精神[4]。

　　在《史记 扁鹊列传》中司马迁为深一层地表现扁鹊的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的精神，专述了一段“病有六不治”的观点：使圣人预知微，能使良医得早从事，则病可已，身可活也。故病有六不治：骄恣不论于理，一不治也；轻身重财，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适，三不治也；阴阳并，脏气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药，五不治也；信巫不信医，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则重难治也。

　　司马迁以扁鹊之口，述其“六不治”，表现了他尊重科学、宣传科学的思想，其中最值肯定的一点就是明确提出“信医不信巫”，尊重科学，反对巫术。众所周知，医疗活动是人类自觉同疾病作斗争的举动，当人生病时，一方面寻求保护自己的力量来战胜邪恶，一方面也要寻求减轻疾病的方法。经过长期实践，前一种方式形成了巫术，后一种方式则形成为医术。巫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原始人的心理活动和衣食住行。医术则只用于疗病和维护人的身体。但医疗活动则兼有求医和求药的内容。巫与医，在原始社会是不分的。

　　正由于此，在人类早期社会中对于疾病及各种自然现象寻解而不可得时，自然会把发病的原因归为某种超自然的神秘力量。例如对于病因可以解释为神灵作怪、祖先惩罚、触犯禁忌等；诊断则是利用卜、筮诸法寻求征兆；治疗方法也就相应地借助于外界超自然的力量，以巫术或祭祀驱除。但这些被后世称之为“巫术”的理论与方法，在当时却代表着人们对于客观事物的原因、规律、变化等开始求解的先进倾向，而且是理性思维的最高水平，不存在任何意义上的欺骗[5]。

　　在疾病的治疗上，西周时期巫医的势力仍然很大。到春秋战国后期，由于周天子威信扫地，人们对于“帝”和“天帝”的迷信产生怀疑，巫医的影响逐渐衰落。在关于生命、疾病、死亡等具体与人密切相关问题上，出现了用自然界的物质原因作出解释的思想。这种科学的、唯物的观念也会影响到医疗活动的具体实施。扁鹊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提出信医不信巫的思想。这不仅要有尊重科学的实事求是的精神，而且还要有一套完整的科学理论与巫术抗衡，要用科学的道理、具体的事实、实际的诊治效果告诉人们生病是由于自然原因而非鬼神作怪。在列传中，司马迁记载扁鹊针对不同病例使用汤药、针石、砭石、蒸熨等各种内服药剂、外治疗法而且都十分有效地治好了疑难病症。由此可见，当时的医疗从病因、诊断到治疗，都冲破了巫术迷信的桎梏，对待疾病采取辨证施药的方法。据传扁鹊著《难经》用人体解剖阐明脉理和病因，基本上摆脱了巫医那种鬼神迷信的思想[6]。

　　《史记》中还记载，扁鹊在诊治了虢太子“尸蹶”症后得到众人夸奖，但他自己却一点也不骄傲，反而实事求是地指出太子并未真死，而是假死，所以自己才能救活他。

　　扁鹊过虢。虢太子死。扁鹊至虢宫门下，问中庶子喜方者曰：“太子何病，国中治穰过于众事？”中庶子曰：“太子病血气不时，交错而不得泄，暴发于外，则为中害。精神不能止邪气，邪气蓄积而不得泄，是以阳缓而阴急，是故暴蹶而死。”

　　扁鹊针对中庶子所述太子的病情，认为太子有救，主动为太子诊治。并且说：“臣齐勃海秦越人，家在于，未尝得望精光侍谒于前也。闻太子不幸而死，臣能生之。”得到虢君的同意后，扁鹊进宫为太子作详细的检查，诊断为“尸蹶”症。他以针、药与熨法相结合的疗法救活了太子。当时人称“尽以为扁鹊能生死人”。扁鹊却说：“非能生死人。此当自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这一点也反映了他认真谦虚的科学态度。

　　三

　　司马迁在《史记 扁鹊列传》中有意识地淡化了扁鹊过于荒诞的传奇故事，而是用具体的事实，科学的说明，形象的描述为我们展现了一个真实可信的平民医生形象。

　　应该指出，神医扁鹊一生诊治病人无数，留下了许多传奇故事，司马迁当时耳闻目睹的或许更多，但他却只择要选取扁鹊行医实践中最具代表性的医案，多角度、多层面地表现扁鹊的医德医技。《史记》的记载，比起《战国策》《韩非子》《韩诗外传》《列子》等书中的描述更为详实具体，令人信服。例如在诊治虢太子疾一例中，扁鹊针对中庶子不相信自己医术的做法进一步解释说：“越人之为方也，不待切脉望色听声写形，言病之所在。闻病之阳，论得其阴；闻病之阴，论得其阳。病应见于大表，不出千里，决者至众，不可曲止也。”从这一点看，《史记 扁鹊列传》的确是一篇科学严谨的传记文章。虽然，从史实考证的角度看，列传中还存在个别失真之处，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7]，但它毕竟是我国第一篇医学家的传记，第一个医史专题，为后世史家树立了一个极好的范例[8]。关于扁鹊的医学活动与医学理论尚有待商榷之处[9]，但应该承认扁鹊的确是中国医学史上的伟大人物，是中医学的重要奠基者，扁鹊精妙神奇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受到后人的无限敬仰，其崇高的历史地位将永载史册。这一切都是因为有了司马迁的真实记录。此外，在出土文物中，也在多处发现

　　有扁鹊行医的事迹[10]，《水经注》及陕西汉中、城固等地市县志中，均记载其地为当年居址遗存，说明他在当时及以后均有一定影响。

　　总之，《史记 扁鹊列传》通过叙述扁鹊医案，使我们看到了两千多年前医学实践经验日益丰富，传统医学的基础理论已初具规模，并能以此理论指导临床实践，充分显示了古代医术的高深与精妙。列传中也处处反映出司马迁的医学思想，例如关于切脉医术的实施规则，关于“尸蹶”病症的分析论证，关于人体医理的认识水平，关于一些病例内服外治的综合疗法，关于医务人员应具备的综合素质、医技医德等，无一不反映出司马迁对医学的认识程度和对科技人物的重视。

　　医生是社会上平民阶层的人物，在当时并不被人们所特别尊重。但是司马迁却抛弃俗见，以自己的所见所闻和已有的医学知识，完成了这篇列传，为医生等平民百姓立传，宣扬科学唯物的思想，表彰杰出医生的才德技艺，使我们了解到当时医学的发展水平。总之，《史记 扁鹊列传》从医务方面，向专业技术人员描绘出德才楷模。“守数精明”即所操的技艺，都必须达到精细高明的程度[11]。

　　司马迁为医学家立传，表现了他对专业技术人员的重视。班固取消仓公传，也不为其他科技人物立传，说明他对这类人物的轻视，是一种严重的缺点[12]。相比而言，太史公的见识的确高人一等。因此有学者认为，太史公司马迁不仅是一位文学家、史学家、社会科学家，而且是一位有成就的自然科学家，是古代著名的医史学家。司马迁的医学思想及对医学的认识和成就，集中体现在《史记 扁鹊列传》中，但他的医学思想绝不只体现在这一专篇里，而是多处皆有涉及。现仅从这篇列传来看，司马迁对医学诊断学，特别是对脉学的论述，确属难能可贵[13]。司马迁在医学问题上所遵循的无神论者坚持的唯物主义道路。司马迁的思想中充满着反抗巫术的先进的医学思想。这正是他在我国史书上破天荒第一次为医学家树碑立传的思想基础，也是他成为我国医学史鼻祖的历史根源[14]。

　　医疗活动随着人类的出现而产生，在长期丰富的医疗经验中，先民们创造了多样的治疗方法，并总结成相应的医药理论，形成具有独特风格的医疗体系。在《史记 扁鹊列传》中，司马迁全面真实地记述了当时医学科学发展的情况和对一些特殊病例的治疗方法，为我们研究这一时期的医学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所以说《史记》一书包括着全面而深刻的医学史内容，为我国早期医学史的确立起着拓荒的作用[15]。

　　在《史记 扁鹊列传》中，司马迁叙述扁鹊高超的医术渊于长桑君似有神化之嫌，但就医者的社会作用及行医中的各个医案来看，这样写倒不为离奇怪诞。扁鹊切脉神奇，能使“尸蹶”复活，言医精深，服务万民，不论贫富贵贱都能一视同仁积极救死扶伤，使我们了解到医学的发展脉络和水平，当时医生不仅综合运用望、闻、问、切，也能正确使用汤剂、针灸、药熨等各种治疗手段，医治疾病也很广泛，内、外、妇、儿、五官等科均有涉及，多方面地展示了当时医疗发展的水平，为研究医学史提供了详实可靠的资料。

　　《史记 扁鹊列传》的扁鹊形象，既守数精明，又医德高尚，深得人们的尊敬与爱戴。列传中清楚地描述了神医扁鹊如何四处行医，救死扶伤，为人们解除病痛的故事。但就是这样一位好医生，竟然被“自知伎不如”人的秦太医令李NFD50]暗害，使人感到痛心。在叙述到这里时我们能体会到司马迁痛惜之情：“女无美恶，居宫见妒；士无贤不肖，入朝见疑”。司马迁感慨扁鹊医术高明而被刺，名医仓公匿迹而当刑，发此议论，揭露了官场争权夺利尔虞我诈的丑恶本质。在这里司马迁借助于老子的名句“美好者不祥之器”表达了自己对这种险恶现实的困惑和一种杰出人物的孤独落寞之情。人心被自私挤压而产生褊狭和邪恶，这是他达到的认识程度，与全篇文章洋溢的由科学精神带来的乐观情绪相比，反差鲜明而强烈。

　　扁鹊对人身胸有成竹，对人心却束手无策，科学与历史仿佛是不相干的两个领域，这是值得注意的[16]。今天当我们读《史记 扁鹊列传》这篇文章时仍有很多启示和感慨，我们在赞叹医学对人类健康具有重要意义的同时，就会明白轻视科学，虐待人才是短见之举；更会懂得只有尊重科学，珍惜人才，相信科学，善待人才，社会才能发展，科技才会进步，人们才能从中受益。

　　注释：

　　[1]《史记 扁鹊列传》，下引该篇者不再另注。

　　[2]参见李淑萍：《秦国名医扁鹊》，《秦史人物论》，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400页。

　　[3]王玉川：《〈扁鹊传〉“尸蹶”新解》，《北京中医学院学报》1993年第3期。

　　[4][16]韩兆琦：《史记题评》，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52页。

　　[5]廖育群：《岐黄医道》，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1页。

　　[6]《中华文明史?先秦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274页。

　　[7]历史上记载的扁鹊所治医案年代相差较远，因此有人怀疑扁鹊并非一人，或可能是古代良医统称。参见赵璞珊：《中国古代医学》，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9页。

　　[8][14]张厚墉、高亚非：《司马迁——我国医学史的拓荒人》，《陕西师大学报》1988年增刊。

　　[9]贾福华先生认为“扁鹊遇长桑君”一节具有传奇成分。他指出，如果真如列传中所说，那么扁鹊可以说是具有“特异功能”者的鼻祖。作者还指出，列传中记述扁鹊的“六不治”，

　　除了“信巫不信医”可取以外，其余是不足效法的。参见贾福华《扁鹊医学活动探讨》，《中华医史杂志》1984年第4期。

　　孙立亭先生对扁鹊的诊病技巧、扁鹊与脉学、扁鹊的治病方法、扁鹊的一些医学理论提出质

　　疑。作为一名医史研究专家，作者也承认扁鹊“用的是另一套经脉气血循环理论，与现今通

　　行的理论完全不同”。至于具体的治疗方法，应该说不同的医生有不同的方法。参见孙立亭《扁鹊医疗实践的几个问题》，《管子学刊》1998年第4期。

　　[10]刘敦愿先生对山东微山县两城山出土四块东汉画像石上的浮雕作了研究。浮雕为半鸟

　　半人像（胸上是人，胸下是鸟），并面对着鱼贯排列的人群，有的以手相接，有的徒手。还有一幅画面是手持一短棒状物，举手作刺状。四幅浮雕技法风格相异，估计非一手所制。刘敦愿先生认为这几幅图可能记述的是扁鹊医疗事迹的场面，其中持短棒的一幅，是针灸行医题材，所持针应属于石针，不仅说明我国针灸渊流很早，而且表明扁鹊在古代是一位具有高超技术的医生称号。参见刘敦愿《汉画像石上的针灸图》，《文物》1972年第6期。

　　[11]程生田、高巨成、程宝山：《司马迁的人才观》，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1页。

　　[12]俞樟华：《史记新探》，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第157页。

　　[13]蔡景峰：《论司马迁的医学思想》，刘乃和主编：《司马迁和史记论文集》，北京出版社，1987年版第150页。

　　[15]张新科、俞樟华：《史记研究史略》，三秦出版社，1990年版，第2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