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无言

精医善教 泽被杏林——纪念余无言先生诞辰110周年

□ 余瀛鳌 中国中医科学院

先父余无言(1900—1963年),江苏阜宁县人,出生于该县益林镇,原名余愚,字择明(或则民),别署不平,由于出生地靠近射阳湖,故在业医后,常署名为“射水余无言”。出身于世医家庭,祖讳子靓(字赞襄),精于岐黄,是十九世纪中后期的当地名医,尤精于伤寒、温病及内科。

先大父余奉仙,医学受教于家传,业医60年,医名鼎盛。光绪后期在社会上享有“晚清苏北三大名医”之一(另二位为兴化赵海仙、淮安张子平)的美名。先父无言公,幼年习读儒学经史,少年时受先大父亲授医学典籍,系统教学,精读《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等早期医典,泛阅历代临床医学名著,并为先大父临证抄方数年。

悬壶沪上 治医办学

1918年先父开始悬壶应诊,1920年鉴于当时的“西学东渐”,先父主动去上海,习读部分西医课程,先后受教于俞凤宾博士及德医维多富尔,主要学习西医内、外科诊疗,返里后在阜宁县继续应诊。由于他基本上达到“学贯中医”,临床治效明显提高。后又膺聘在陆军某部任军医官二年,卸任后,于1929年去上海定居执业行医。20世纪30年代初,受聘于上海“中国医学院”为外科学教授,后与同行挚友张赞臣先生合办《世界医报》,并合作共组联合诊所。

他在治医过程中,主张“改进中医”,在当时撰写了不少学术论文阐发己见。临证尤为钦佩“南北二张”(指张锡纯张山雷),亦颇膺服丁甘仁先生。

1934年,旧中央国医馆焦易堂先生,聘请先父为该馆名誉理事兼编审委员。焦先生又请陈无咎先生、先父及张赞臣等起草临床各科病名表式,其中的“外科病名表式”,主要由先父草拟,并颁布全国试用。

1936年,章太炎先生创办苏州国医学校,聘请先父主讲《伤寒论》等课目,当时的国医专科班(属中华职业学校主管)、中国医学专修馆、新中国医学院等校,亦分别延请先父主讲《伤寒论》、《金匮要略》、中医外科学等课程。1937年,先父与张赞臣先生共同主办上海中医专科学校,特聘陈无咎先生任校长,丁福保、张伯熙(张赞臣先生之父)等先生为副校长,先父任教务长、张赞臣任总务长。在五年中,共培养了三届毕业生(每届学习年限为三年)。先父在任教数年中从不迟到、早退,从未缺过一课;又以主讲仲景学说和外科为主,为中医界培养了大批人才。由于受到国民政府的种种限制与影响,于1942年停办。

1946年先父在上海曾主办“大同疗养院”(相当于早期的中医院),自任院长,聘请先辈名家丁福保先生出任名誉院长,由于经费紧张,不足二年即停办。

心系中医 擅用经方

先父在中壮年时期,主要担任诊疗、教学工作,亦经常抽暇为医学报刊撰写医事评论、临床报道、医学小说等,又曾为捍卫中医的合法权益奋笔疾书,特别是针对余云岫等消灭中医的学术主张予以驳斥、论辩,受到中医界的广泛重视。

关于诊疗,先父以经方派名家著称,并长于中医多科病证,而对伤寒、温病、内科杂病尤为专擅。由于先大父奉仙公为他打下的学术基础是以仲景论著为主,故临床诊病多用经方。在他具有标志性的诊所诊室内,有一个木制的大书柜,在书柜的正面有一副对联,上联是“好古不求秦汉后”,下联是“知医当在和缓(指我国早期春秋时秦国名医医和、医缓)间”。上海名医姜春华先生深知先父临证方治,他在《余无言先生小传》中,称先父“其用石膏,最多者为半斤,其用大黄,最多者为一两。以其善用此二药,因以‘石膏大黄先生’呼之云”。至于内科杂病,对水臌(肝硬化腹水)、头风、百合病、奔豚、痉病、肝痈、肠痈等病,均有显著的治疗效果。

建国后,党的中医政策深入人心。他在1952年冬,应邀出席华东及上海市中医代表会议,先父向大会秘书处提出改进中医的提案多条,受到大会的重视。1956年春,应卫生部和中医研究院(现名中国中医科学院)之请,由上海来京工作。中医研究院首任院长鲁之俊,请他与于道济先生共同主持编审室,室内另有陈苏生、谢仲墨、耿鉴庭等先生,他们参与“九种教材”的编写与审订,先父还应聘担任全国首届西医学习中医研究班的教学工作,为我们讲课。1958年,又调任北京中医学院(现北京中医药大学)任教,同时担任部分高干的诊疗工作。1963年,因生平嗜酒,保健不慎,突患脑溢血,抢救无效而病故。

除医疗、教学、著述外,先父擅长诗词,尤喜即兴赋诗,曾自印《愚盒诗草》八小册赠与诗友、同行和学生们。他对诸子及历代史籍颇多涉猎,生平好读孔、孟所撰儒家经典及《庄子》、《左传》、《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文、史名著。

衷中参西 不落窠臼

由于先父长期在上海以“经方派”著称,他经治的案例很多,兹择选伤寒、温病各一治验,供读者参阅。

(一)热病阳明经证

“上海羊尾桥陈姓妇,年42岁,仲夏病热,初恶寒而旋不恶寒,延及四日,病势愈进,赤膊赤足卧于地上,烦躁不安,反复颠倒,面赤肤红,有如中酒,多汗如珠,大渴引饮;脉洪大而数,舌绛而干,先饮以西瓜汁,次进以白虎人参汤加花粉方。

白虎人参汤加花粉方:生石膏六两 肥知母八钱 炙甘草三钱 西党参四钱 天花粉四钱 粳米一两。

煎服法及疗效:嘱患者家属,先煎石膏,次下诸药及粳米,俟米熟汤成,滤清与服。迨西瓜购来,取汁先与饮之,患者呼快不已,自汗即渐少;再服汤药后,不二小时而汗出热退,烦躁渐停;续服二煎,得睡一夜未醒,次日晨,其病如失矣”。(见余无言《翼经经验录》)

(二)湿温肠出血证

“同乡旅沪之许长林者,年53岁,1943年患湿温伤寒(西医诊为肠伤寒),病已二周,热度颇高,其后忽发肠出血,肛门血出,涓涓不止,体温渐见低降,周身苍白而无血色,气急微促,手足厥冷,脉沉细而数,扪其胸腹四肢,亦均发凉,而反赤膊、赤足,若畏热者。询其欲得冷饮,先予以西瓜汁,次以白虎人参汤加芩、连、地、丹方。

白虎人参汤加芩连地丹方:生石膏四两 肥知母四钱 炙甘草三钱 西党参四钱 粳米一两 黄芩三钱 川连一钱五分 鲜生地一两(捣汁冲) 粉丹皮四钱。

进剂后,热势渐减而便血止;但嗣后反又发热,大便干结未解。遂于上方各药减量四分之一,再加粉葛根四钱,大黄三钱,期其表里两解,再令以西瓜汗续与之。……迨服药之后,先得微汗,约二小时而表热顿解,至夜间大便解后,里热亦除,病情转危为安。”(见余无言《翼经经验录》)

先父诊治此病,打破了西医诊治肠伤寒的学术观点。西医认为肠伤寒不可用泻药,而先父则认为:“若早下之,则内热、内湿有去路……”。再者,先父在多年临证中,十分膺服天津张锡纯先生,对“衷中参西”相当赞赏。故先父在中医界,既是经方派,又有中西汇通派之称。

家学渊源 博古采今

值得予以表述的是,先父在治医数十年中,论著颇多,早年业医时,他曾提出:“中医科学化,西医中国化”。而他的中医学术临床,早年受先大父奉仙公的严格要求,对仲景学说尤为精熟。在他的多种论著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为《伤寒论新义》(1940年由中华书局刊行)和《金匮要略新义》(1952年由中医书局刊行),二书均突出“图表注释”,对仲景原文精义,多所阐发。今以《伤寒论新义》为例,先父在该书自序中说,他编写此书“方法有四。一曰以经注经,即举仲景原文纵横驰策,以相呼应也;二曰以精注经,即采诸家学说,择其精英以相发明也;三日以新注经,即引西医之新说……以资汇通也;四日以新注经,即以个人之心得及诊疗之经验,以资参考也。”反映了该书注释仲景原论的主要学术特色及其思路与方法。

伤寒论新义》的问世,受到当时中医界的重视,先后再版九次之多;近些年,台湾台北市亿珉文化事业集团还刊行了此书的精装本,反映了该书在两岸的学术影响。而早在初版时,当时中医界的前辈学术名家丁福保、谢观、陈无咎等就曾热心为此书撰序推荐,认为是对古籍整理、采用新法的积极贡献,据他们回忆,建国之前,上海市针对仲景学术作系统整理、研究的,主要有三大家,均有《伤寒论》和《金匮要略》的编注,他们是曹颖甫陆渊雷余无言

先父还有多种其它论著,如具有“衷中参西”观点的《实用混合外科学总论》、《实用混合外科学各论》、《湿温伤寒病篇》、《斑疹伤寒病篇》等书刊行于世。晚年他将生平重要治案整理、编纂为《翼经经验录》,又曾与先大父奉仙公的《医方经验汇编》合为一书印行。应该说此合编本,基本上反映了他们比较重要的学术经验。

先父生平治医,以家学奠基,行医后则主张博采古今名家学术经验。生平相当敬慕前辈诸医家,如张锡纯张山雷丁甘仁、丁福保、谢观、陈无咎等耆宿,并向之请益;在同辈医家、道友中,他和叶橘泉、陆渊雷、陈邦贤、秦伯未章次公程门雪石筱山、时逸人、张赞臣严苍山、刘民叔、陈慎吾等名家亦经常学术交流或诗词唱和。

因为先父长期从事教学工作,生员多不胜数,而自己招带的门徒亦有数十名之多。在家中,曾先后为我二姐余惠君(她是20世纪30年代后期上海中医专科学校的学生,已于本世纪初病故)和我讲授部分课程。20世纪50年代中期先父希望我术业精进,引导我拜在秦伯未(时任卫生部中医顾问)先生门下,使我既受到父训,又获得师传。

现值先生诞辰110周年。仅以上述感言深切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