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百年复兴路(上)

  □ 曹东义 河北省中医药研究院

  中医林改错》的道路。

  在这样的世界观、价值观的指导下,余云岫开始批判中医理论,直指中医经典对于脏腑解剖认识的不足,但是尚未动摇中医作为国家医疗卫生支柱的地位。国民党作为一个转型时期的执政党,它对于中医的政策是很矛盾的,一方面它必须面对人民大众缺医少药的卫生落后局面,离不开中医药的现实作用;另一方面必须做长远打算,把各种行政资源用在“有发展前途的西医”身上。这就决定了它必然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支持余云岫等人消灭中医的主张。

  1929年,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召开“卫生部第一次卫生会议”,参加会议的“卫生工作者”竟然没有一个中医人员。当时,全国的中医从业人员在50万人以上,遍布于全国各地,而西医工作者只有不足万人,并且大多集中在大城市里。在这样的会议上,竟然通过了余云岫等人提出的“废止中医议案”。这样的议案必然会触犯众怒,中医界纷纷奋起,为求生存而达到了空前的大团结,曾经举行过多次声势浩大的斗争,包括请愿、罢市、示威等活动,类似青年学生们搞的“新式群众运动”。中医界的举动既震惊了朝野,也影响了一些学者的思考。绝大多数人不赞成取消中医,但是,也有极少数学者变本加厉地反对中医,由傅斯年引发的关于“国医”的论争,是颇有代表性的一幕。

  国民党执政时期,中医界的参政能力、政治影响力还是比较大的,因此,可以鼓动很多国民党元老提出一些议案,建立了国医馆,通过了《中医条例》,使中医在主体上得到了“基本保存”。但是国民党执政时期,大陆上始终没有建立一所国办的中医学院,对于中医私立的学历教育,也是能限制就限制,可取消就取消,中医基本上处于自生自灭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