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针灸

  我国在针灸治疗中风、多发性大动脉炎的临床与实验研究方面已取得重大进展。这是记者在近日召开的

  中国天津第七届国际针灸暨中医临床学术大会上获得的消息。

  天津中医学院石学敏院士提出,中风病的病机关键是“窍闭神匿,神不导气”,并创立了“醒脑开窍”针刺法。该针法治疗脑梗塞急性期效果明显,并可缓解呼吸衰竭等部分危象。实验证实,针刺可改善微循环,促进脑部侧支循环的代偿功能,减轻脑细胞损伤。这一研究也证明了针刺治疗脑出血急性期应结合出血部位,当出血量小于40毫升时,针刺效果好。

  多发性大动脉炎可导致大血管狭窄、闭塞,造成器官和组织缺血,西医溶栓效果不理想,血管移植手术又受适应症限制,治疗较为困难。天津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通过针灸温阳益气、通经复脉法调节神经,直接作用于血管,从而改善血流量、血流速及患者患肢体表的温度,取得了较西药组更为理想的治疗效果。

  这次会议还探讨了针灸及中医药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神经系统疾病等各类疾病的有效方法和实验研究成果,其中针灸手法与对应症的量效关系、中医针灸基础理论和实验研究等均有新进展,针刺对老化鼠脑衰老的基础研究已达到分子基因水平,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中国针灸之困局

  无论是与国内其他专业,还是与同行不同专业,抑或与国外同行比,收入上的强烈反差,给我国针灸医生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有一技之长的针灸专家的情况还不错,因疗效好、威望高,深受病家信赖,病人随诊的很多。但大多数中青年医生达不到这样的水平,年轻针灸医生的处境更是雪上加霜,冷板凳坐上一至两年,还是个保留数字。

  近几年,针灸专业毕业生因找不到工作被迫改行的大有人在。由此造成了目前针灸临床人才“断层”的现象,并形成了恶性循环。针灸疗法在我国医学领域和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每况愈下,在广大基层或农村,针灸已经失去了大部分市场,针灸科正在逐渐消失,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

  我国医院大都将针灸是以疗法命名科室,因此,针灸疗法往往成为患者的最后选择,针灸医生只能治疗其他科医生不看的慢性复杂病例或人家看不好的疑难病人,自然形成了患者抱怨针灸治疗期长、疗效不好,医院抱怨针灸科病人少的局面了。

  一位普通感冒患者,针刺加拔罐,只需5元钱,效果不见得比中西药差。可是,绝大多数患者还是选择了内科,西药抗生素、维生素外加中药抗病毒,少则上百元,多则几百元。目前,除了个别深信针灸疗法的老年人之外,多数人不相信花上5元治疗费就能治好病。药物、医疗器械价格与市场相关,一直在涨,然而,针灸收费却似乎与此毫不相干。在欧美国家,针灸50~60美元/次,这让国内针灸医生认为“难以想象 ”。

  “技价背离”与人才流失,导致的一个严峻后果就是针灸面临着病种萎缩的问题。古医籍记载,针灸适应症有100多种,世界卫生组织推荐针灸治疗病症有43种,可是现在,在许多针灸科常看的病只有10多种了。“除了落枕和扭伤患者,已经很少有患者来挂针灸的号了”,一位针灸大夫说。

  针灸虽为“国粹”,可是,国家并未真正重视,或者说,虽然重视,但重视的程度远远不够。

  中国针灸国外红

  近几年,随着“中国热”、“汉语热”持续升温,中国传统医学也逐渐引起了很多外国医务工作者的极大兴趣。中医虽然在国内日益萎缩但在海外却在蓬勃发展。

  目前,世界上有26个国家和地区已经为中医专门立法,一些有执业执照的学院甚至可以在当地直接开设中医医馆。在这些地方,民间中医学发展得十分迅速,影响力也逐渐扩展开来,如针灸疗法在欧美十分流行,甚至一些体育巨星都会选择用中医推拿、针灸做体能和伤病的恢复性治疗。

  在西方,所有不属于主流西医的诊治方法被统称为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CAM),针灸即被归入CAM之列。近日,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 (FDA)新近发布了一份指导性文件《补充和替代医学产品及FDA管理指南(初稿)》,将包括中医药在内的传统医学从“补充和替代医学(CAM)”中分离出来,首次认同中医药学与西方主流医学一样,是一门有着完整理论和实践体系的独立科学体系,而不仅仅是对西方主流医学的补充。由此可见,国际化的态势标志着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国针灸医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终身名誉主席王雪苔先生介绍,按照中国针灸界过去的估计,由于针灸具有“简便亦廉”的特点,所以应该更容易被不发达国家所接受;而从现在的情况来看,针灸反而在欧美发达国家得到快速发展。目前,世界上开展针灸医疗的国家和地区已达142个,全世界大概有20万到30万针灸医师,针灸热在国外持续升温。

  在德国,中医已经不再局限于私人诊所,而是走进了主流医院。德国针灸医师协会的资料显示,目前有超过4万名德国医师拥有被医疗保险公司承认的针灸证书,保险公司用于针灸治疗的支出每年约为1.5亿到3亿欧元。

  从事针灸原理研究近40年的韩济生院士认为,要想改变科学研究和中医临床脱节的状况,国内应该注意调整年轻一代中医、针灸医生的知识结构;培养他们开放的心态;并且排除那些微妙的社会、心理因素,否则,“许多年后,针灸的大旗也许会落到别人的手里,那时候中国仅仅是针灸的故乡。”这位76岁的院士对前景感到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