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时期中外医药交流

一、中朝医药交流

两宋时期，中朝医药交往更加广泛，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1016)和天禧五年(1021年)高丽使者郭元、韩祚各自回国时，宋真宗亲自赠送《太平圣惠方》1000卷（金斗锺《韩国医学史》118～119页码韩国探求堂1966年版）；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高丽使者任懿、白可信回国时，徽宗赠送《太平圣惠方》1000卷和《神医普救方》1100卷；同年，“王嘏、吴延宠还，自宋帝赐王《太平御览)壹千卷”。

两国之间医人来往更加频繁。据史书记载宋朝曾8次共116人赴朝从医或教医，其中绝大多数是朝庭遣派的医官如。宋仁宗嘉?v四年(1059)时，宋医江朗东随宋泉州商黄文景、萧宗明去高丽旅居在高丽从医；宋英宗治乎五年(1068年)，宋开封人慎修及陈潜古、储元宾等人赴高丽，慎修颇有学识，尤精于医，曾以参知政事致仕，其子慎安之也善医，从医教医。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宋遣医官王愉和徐光赴高丽，七年(1074)，宋又遣扬州医助教马世安等八人赴高丽，元丰三年七月(1080)，马世安再度赴高丽，受到神宗的嘉奖，神宗元丰元年(1078)。高丽文宗帝因患风痹症向神宗帝请求派医，翌年神宗帝遣翰林医官邢?V、朱道能、沈绅、邵伦及等八十八人，带百种药材赶高丽为文宗治病。两国医人的来往，直接促进了两国医学的发展。

医事制度方面，宋化之初，高丽仿照唐制设置机构，授与职衔，实施医学教育和医业科举制度；置大医监、尚药局等机构和大医监、监、小监、丞、博士、医正、御医、直长等职衔；三京十道设医学博士，教授医学；实施医业科举，考试科目为《素问)、《甲乙经》、《明堂经》、《脉经》、《针经》、《刘涓子方》、《痈疽论》、《本草经》等中国医书，后又增加《和剂局方》等；另外，为百姓医疗设立了“惠民局”。

宋代，中国向朝鲜赠送的药材品种很多，数量较大。南方热带产药材如天竺黄、安息香等亦经宋商人传入高丽，朝鲜药材输入到中国者也多宋代《证类本草》里收裁的高丽产药材有10余种。

宋代，朝鲜还积极发展了中国医书的刊行工作。公元1058年(宋仁宗嘉?v三年)，朝鲜忠州牧翻刻中国医书《黄帝八十一难经》等。公元1059年，安西都护府使都官及外郎异善贞也新雕《肘后方》等3种。这些医书的刊行，直接促进了朝鲜医学的进一步发展。高丽高宗十三年(1226)，朝鲜医学家崔宗峻以中国的《本草经》、《千金方》、《素问》、《太平圣惠方》相《圣济总录》为基础，撰写了《御医撮要方》，促进了朝鲜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

宋代，由于中朝医药交流较广泛，朝鲜所收藏的中国医书善本较多。高丽宣宗帝于宋哲宗元?v八年(1093)遣黄宗?U来中国呈送《黄帝针经》善本9卷。当时，中国《针经》已亡佚，宋朝以此《黄帝针经》为底本重新颁行。这无疑是朝鲜对中国医学的一大贡献。

二、中日医药交流

与唐代中日交流频繁的状况不同，北宋中日医药的交流大为衰落，甚至趋于停顿，南宋时期，中日医药交流又有所发展。但这些交流终因局限于两浙等地，来往亦以贸易商人和僧人为多，故整个两宋时期，中日医药交流的成绩不是很大。

大抵日本输入中国的贷物中硫磺和珍珠，可为药用。从中国运送到日本的药物，主要为香药。包括麝香、丁香、沉香、熏陆香、珂黎勒、石金青、光明朱砂等药品。

医事的往来见载不多。康定二年（1041），宋惠清到日本镇西行医；同年奉藤原清贤命至宋求治眼方。此外，尚有数条零星记载，但无属于官方互派的记载。

宋代印行医籍甚众，日人来华携去医藉亦不少。据记载，淳佑元年(1241)，圆尔辩圆从宋带回典籍数干卷，书目著录于《三教典籍目录》中，惜此书已佚。据藏有这些典藉的普门院《藏书目录》记载，其中医学典籍有三十余部，内有《魏氏家藏方》十一册，即是宝应三年(1227)的刊本。

与医药相关而影响最大者，当推茶种引入日本。这是丹波家族荣西的功劳。早在奈良朝时，中国茶传入日本，并专供药用。嵯峨天皇时亦曾命种植茶树，每年用作税收，但此后喝茶风气似渐衰落，以至在《延喜式》中已不列税收。宋朝钢茶之风甚盛，荣西于仁安三年(1168)第一次入宋，即将茶籽带回日本种植。他赠送给高辨(明惠上人)，高辨将之种于山城拇尾。拇尾一度为日本第一产茶地。所产称“本茶”，最为珍贵。

值得大书一笔的是在日本医界内部，在相当于中国五代末宋初之期。产生了一部极为重要的著作：《医心方》。此书始撰于982年，984年成。作者丹波康赖(911～995)，其先祖传为汉灵帝五世孙阿留王。抵日后封为大和国桧隈郡使主。其子志努转居丹波国，赐姓丹波。《医心方》计本草及用药各1卷、俞穴及针灸疗法1卷、内科9卷、外科及皮肤病6卷、五官科1卷、妇产科4卷、小儿科1卷、服石2卷、养生3卷、食疗2卷，引用晋唐医书约150种。共7000余条，尤以《诸病源候论》、《千金方》、《葛氏方》等为大宗，体例亦仿之，其中所引如《范汪方》、《集验方》、《经心录》、《删繁方》、《崔泉饧食经》、《产经》、《如意方》等，皆今之所佚，全书显为唐代传日医学与日本医生本土经验综成之作，为中日医药交流一伟大结晶。

三、中国与东南亚诸国的医药交流

两宋时期，东南亚许多国家仍保持着与中国进行医药交流的传统。交趾国(越南北部)输入中国的药物有犀角、玳瑁、乳香、沉香、龙脑、檀香、胡椒等。占城(越南南部)也有豆蔻等多种香药输入中国。南宋时，安南国(越南一带)一方面献苏合香、朱砂、沉香、檀香等，另一方面选送医生来华学习，从中国引进制药技术。

1001年，丹眉流国(今泰国，丹眉流一说为马来半岛)遣使臣打吉马等入贡木香千斤、苏木万斤，还有紫草、象牙、胡黄连等。

地处今加里曼丹、爪哇岛、苏门答腊岛、马来西亚半岛等地的渤呢国于977年遣使施努等进页大片龙脑，二等龙脑，三等龙脑，苍龙脑、田香等（元·脱脱《宋史、勃泥国传》第248，中华书局点校本，1977）。992年，婆国(印尼苏门答腊岛和爪哇岛)进贡槟榔、珍珠、檀香、玳瑁、龙脑、红花、苏木、硫磺、丁香藤等。980年三佛齐国(印尼苏门答腊岛巨港附近)商人李甫诲载香药、犀角等至海南，后至广州进行贸易。983年又遣使蒲押陀罗赠送犀角、象牙和香药，之后又多次送薰陆香、龙脑香等。当时，从中国泉州港出口的大宗川芎，运往盛产胡椒的东南亚国家，对防治那里采椒人的头痛病起到良好的作用。

四、中国与阿拉伯诸国的医药交流

随着宋代中国与阿拉伯之间交通的进一步发达，海外贸易及通使等活动的频繁，当时对阿拉伯的医药知识有了更多的了解。关于所产药物，宋·赵汝适记载较详：“大食……土地所出，真珠、象牙、犀角、乳香、龙涎、木香、肉豆寇、安息香、芦荟、没药、血竭、阿魏、腽肭脐、……栀子花、蔷微水、”一些宋代书籍中还具体记载了某些阿拉伯所产药物的功用、采制方法等。

两宋时期中国与阿拉旧药物交流的主要途径是通过海路。1973年8月，幅建泉州湾发掘了一艘宋代海船，船舱中有大量药物，其中多有阿拉伯地区出产者。由于宋时药物贸易在中国与阿拉伯的海运贸易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其中多数是香药)，所以有学者认为，“阿拉伯与宋代的商业交通路线，也可以说是‘香药之路’”。

宋代来自阿拉伯地区的药物不但品种繁多，进口的数量也相当巨大，如“大食蕃客罗辛贩乳香直三十万缗，”（《宋史·食货志下》），这些进口香药价格亦极昂贵，“诸香中龙涎最贵重，广州市直每两不下百千，次等五、六十千，系番中禁榷之物，出大食国。”

除了对外贸易，阿拉伯地区还通过贡的方式选来不少药物。据不完全统计，自宋太祖开宝四年(971)至南宋孝宗乾道三年(1167)的238年间，大食进贡凡49次，其中明确记载有药物者10次，这在《宋史》卷490“外国列传·第六”中有较为集中的记载：大食国人花茶、李亚勿、蒲希密、婆罗钦三摩尼、?u罗离等先后进送的药物或可供药用的物品有拣香、白龙脑、蔷薇水、象牙、乳香、腽内脐、龙盐、眼药、舶上五味子、舶上褊桃、白沙糖、千年枣、真珠、缶香、琥珀、犀角及都爹、无名异等。进献的数量也很可观，如一次进献乳香达千八百斤，象牙五十味，蔷薇水百瓶，龙脑一百两等。

大食国所产蔷薇水在宋代时曾输入我国，除《宋史·外国列传》外，这在成书于南宋初年的《铁围山丛谈》中也有明确记载（见蔡文：《铁围山丛谈》卷5，知不足斋丛书，清乾隆道光长圹鲍氏刊）。在我国，先秦以来仙家道士进行的炼丹活动，在客观上就对蒸馏法的原理有所应用。在医药中有重要应用的烧酒亦系经蒸馏法制成；北宋时田锡的著作中已记载了烧酒及其制法。而南宋时张世南《游宦纪闻》卷五则有我国永嘉(今浙江温州)一带用柑花进行水汽蒸馏以制柑花香露的详细记载，大食蔷薇水等此类制剂的输入，促进了露剂药物在我国的迅速传播与普遍应用。直接导致了中药制剂中多种花露剂的出现，并提高了酒利在医药运用中的效用。

阿拉伯名医阿维族纳(Avicenna，980～1037)的名著《医典》一书(约成书于11世纪初)中有用金、银箔做药剂丸衣的记载，这在当时是比较先进的医药技术，它不仅对药物能起到防腐等作用，对提高药剂疗效也有一定作用。这种技术在宋时传入我国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与应用，促进了我国丸衣剂型的多样化。由于这种丸剂当时在我国尚属新奇，故北宋时有中国药商经营朱砂丸而成巨富。

除药物外，一些阿拉伯方剂宋时也在我国流传。如《太平圣惠方》的眼科方中载有“大良历胡商灌顶油法”，另外，宋代《崇文总目》载有安文恢(一名安堰)所著《万全方》(一作《万金方》)3卷。有学者认为此方可能是阿拉伯人所撰的医方（范行准：中国与阿拉伯医学的交流史实《医史阿志》4，（2）110；1952）。

从阿拉伯等地输入的大量外来药物中，香药占有很大的比重。香药的输入，增加了当时对阿拉伯医药的了解，促进了临证中时香药的应用，甚至造成了一种偏好这类药物的风习。对当时的处方用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种情况，在宋代医药著作对香药的收录及临证应用的记载中有明显的反映。

在阿拉伯医药学传入中国的同时，中国医药学在宋代也外传阿拉伯地区。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宋代经市舶司由大食商人外运的中国药材近60种，包括人参、茯苓、川芎、附子、肉桂等47种植物药及朱砂、雄黄等矿物药。这些药材除被转运至欧洲等地外，也有一部分输布至阿拉伯地区。在阿维森纳的《医典》中，载有大黄等中国药物及其运用的内容。波斯人阿布·曼苏尔·穆瓦法克(AbuMansur Muwaffaq)约于975年所著的《医药概要》一书中，也记述了肉桂、土茯苓、黄连、大黄、生姜等中国药物。一般认为，中国的炼丹术约于12世纪时经阿拉伯传到欧洲，对世界制药化学起有积极的影响。

在《医典》中，除药物外，还有一些诊断、治疗方法和经验与中国医学有密切的渊源关系。我国的脉学在10世纪时已传入阿拉伯，《医典》中载有48种脉象，主要是吸收我国医家王叔和所著《脉经》一书中对脉象的载述演化而成。其它如糖尿病患者的尿甜；根据麻疹病人的出疹来判断其预后，重病患者“循衣摸床”、“撮空理线”的死征；治疗上的水蛭吸毒法(我国医籍称为“蜞针”)，用烙铁烧灼狂犬病人的伤口，以及吸角法、灌肠术等，反映了对中国医学有关内容的吸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