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患中医

　　1913年,美国医史学家嘉立森（F.Garrisen）介绍世界医学史的专著——《医学史》面世。全书近700页,但有关中国医学的内容不足一页,且有谬误。

　　时任中华医学会会长的伍连德向嘉立森去函质疑,得其回复称,“中国医学或有所长,顾未见有以西文述之者,区区半页之资料,犹属外人之作,参考无从,遂难立说,简略而误,非余之咎。”

　　为“保存国粹,矫正外论”,伍连德和王吉民耗十六载光阴,编纂一部英文《中国医史》,维护了中国传统医学的尊严。

　　如今,在大约70年的时光逝去后,面对西方医学一日千里的咄咄之势,中国传统医学在国内的阵地剧烈收缩,面临着比王、伍二人成书时更为艰难的境地。

　　王、伍二人,皆西医出身,他们对传统医学的敬意,在今日的西医身上,往往无迹可寻。

　　在不少人看来,当今的西医大夫们,站在“科学”这面旗帜下,代表着先进,代言着文明,他们理应对中医“玄学”不屑一顾,甚至保持警惕。

　　也有人指出,百年来的中西医论争中,中医所谓的“落后”、“愚昧”,已被较充分地提出并检讨,而西医借“科学”之威,对中医造成的伤害甚至是毁坏,尚未获得充足的认识和省思。

　　人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在医疗技术突飞猛进、医疗器械日新月异、药品种类日益丰富之时,西医医生和患者沟通交流的时间趋于缩减,甚至病人会感慨自己在医生眼中,只是一部系统运行不正常的机器。

　　当温情的医患关系几乎成为奢求,人们开始思考:医学是不是病了？医学对“科学”的狂热追求,是不是在导致其背离自己“为病家谋幸福”的初衷？

　　此时此刻,中医大夫望、闻、问、切的亲和,简、便、廉、验的精诚,越发让人怀念。

　　可放眼中国,能够望、闻、问、切诊断,能够辨证论治处方,且有一定疗效的中医大夫,估计只有1万到3万人了。有人担心,今后中国人学正宗中医,要像玄奘取经那样远赴异国。

　　此种焦虑下,多位研究人士得知本刊关注此事,热情鼓舞,有人甚至抱病将采访时间从1个小时延长到3个小时,就因为“中医的事必须要好好谈、认真谈”,而中医药的主管部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这两周来则一直以领导出差为由,婉拒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