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预防医学史

　　所谓中医预防学，即是指在中医学基本理论指导下，运用各种预防方法以防止疾病发生、发展、传变或复发的一门学科，是祖国医学理论体系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古代医家把预防疾病称做“治未病”。《素问·四季调神大论》所谓“不治已病，治未病”，即是谓此而言。这种“未雨绸缪”，防重于治的思想，不仅仅体现在人体未病之前就应采取各种措施积极预防（即未病先防），同时还体现在一旦患病之后仍应运用各种方法防止疾病发展、传变或复发（即既病防变）。例如，平素加强体育锻炼、调摄精神情志就可提高机体抗病能力，或疾病流行期间，一方面“避其毒气”，一方面服药治疗。如此均可有效地防止疾病发生，而人体适应自然环境和抵御外界有害因素侵袭的本能却是有一定限度的，某些疾病平时无论怎样预防有时仍然难以避免产生。对于这些已经发生了的疾病，一是要防止其发展与传变（即防止恶化），如“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其中“实脾”的目的即是；二是要防止旧病复发，如慢性咳喘、冻疮等病易在秋冬季节发作，于是可在夏季就开始采取预防性治疗。这种既病防变与既病防发的预防思想及其方法，乃是中医预防学区别于其它预防医学的关键所在，是中医预防学的优势和特长。

　　中医预防历史: 中医治未病

　　预防医学在公元前就有了萌芽，但其形成和发展经历了漫长的过程。预防医学的概念和内容随着时间和空间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古时人们在同自然界的长期斗争中，逐步积累了与疾病作斗争的知识和经验，产生了预防疾病的思想。古人早已认识到人体的健康和疾病的发生跟外界环境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并在实践中创造了许多保护和改善环境因素、保障人体健康和预防疾病的措施，诸如凿井而饮、杼井易水、洒扫除虫、实行墓葬等。

　　中医学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充分认识到于未病之先做好预防工作的重要。故古人有云：“良医者，常治无病之病，故无病；圣人常治无患之患，故无患”（《淮南子·卷十六》）；“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素问·四季调神大论》），“贵绝恶于未萌，而起教于微渺”（《汉书·贾谊传》）……历代医家在实践中不仅积累了丰富的治疗经验，而且十分注重未病先防或既病防变，总结出了许多行之有效的至今仍有临床指导意义的预防方法。

　　相关文献资料充分说明，中医预防医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乃可上溯远古，下迨今朝，源远流长。其间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

　　一、粗浅的卫生防病实践阶段（远古~春秋）

　　历史告诉我们，有了人类的出现，就必须有医药活动和卫生活动的存在。早在远古时期，人类为了免遭风雨和野兽的侵袭，每常采取“构木为巢，以避其害”（《韩非子·五蠹》），“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橧巢”（《礼记·礼运》）。大约在四五万年前，人类由“古人”进化为“新人”时期，即已开始建土窖、地窖乃至土屋、木屋和石屋；从赤身露体而发展到以兽皮，树皮充当衣服……如此均有利于抗御外邪，预防疾病。

　　古代卫生保健最为紧要的是人工取火的发明和对火的利用。这不仅因为火能御寒、防兽，更重要的是它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习惯。如《韩非子·五蠹》载云：“上古之世……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而有了火就可“炮生为熟，令人无腹疾” （《礼记》），并大大促进了饮食的消化和吸收。

　　导引的出现，为古人健身防病作出了积极的贡献。相传“尧”的时代，人们就知道跳舞能够增强体质，《吕氏春秋·古乐》曾谓古人居处易感寒湿之邪者，应“作为舞以宣导之”，后来，有些舞蹈逐渐发展成为具有良好健身作用的导引疗法。当然，原始人用以保护自身和防病的方法，因该说是甚为“原始”的。

　　夏商时代，古人已注意讲究卫生以预防疾病，如在个人卫生方面，提倡勤洗手脸、沐浴、漱口、不食腐败有毒食物等。1935年在河南安阳发掘的殷王墓中，已出土壶、盂、勺、头梳等全套盥洗用具。周代人们更重视定期沐浴。《礼记》记载“鸡初鸣，咸盥漱”，指出沐浴应以热水为佳；并初步认识到情志失常、饮食不节等，均可导致疾病的发生而应谨慎防之。

　　对于环境卫生，古人亦较重视。相传黄帝时代已经有了水井，夏代更有“伯益作井”的说法，这对于搞好饮水卫生显然大有益处。商周时期，随着人们对防病认识的提高，逐步采取了一些改善环境卫生的措施，如在殷墟遗址和在郑州附近的考古发掘中，均发现商代有用以排除积水的地下管道；甲骨文中载有牛棚、猪圈等字样，以及洒水、清扫和除虫资料；敦煌壁画中，有一幅“殷人洒扫火燎防疫图”，表明此间比较重视环境卫生。又如《周礼》、《仪礼》、《诗经》、《左传》、《管子》等经典著作中还记载有许多卫生防病的方法，包括饮食卫生，除害灭病，疏通水渠，居住环境设施，乃至预防狂犬病等等。可以认为：这一历史时期，古人是把人类当作自然界的一种生物体来看待，针对自然界各种有害因素对人体的侵袭，采取了一些预防措施，这些预防措施虽然比较原始落后，但是，它充分显示出中医预防学业已萌芽。

　　此外在优生优育方面，古人亦提出了一些合理的主张。如《周礼》提倡“男三十娶，女二十嫁”、“礼不娶同姓”；《左传》亦谓“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其见解显然是正确的。

　　二、中医预防学的初步形成阶段（战国～晋隋）

　　如果说从远古至春秋是中医预防学的萌芽时期，那么大约从战国、秦汉直到隋代则是中医预防理论的初步形成阶段。这一时期，人类由奴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政治经济、科学文化水平的逐步提高，促进了中医预防事业的向前发展。人们从单纯地针对自然界的各种异常现象进行预防，逐步发展到对生物体从生理、病理、心理、社会诸方面采取防病措施；从被动的防病逐步发展到主动的预防，且方法有了明显改进；不仅注重实践，并开始从理论上进行阐述，分析防病机理，相关著作或专论亦不断产生。

　　（一）关于预防思想：《黄帝内经》主要产生于战国至秦汉之际，其中有关预防的论述构成了该书的重要组成部分。书中首篇《上古天真论》主要阐发了养生防病措施；次篇《四季调神大论》进一步指出：“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夫病已成而后药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汉代《淮南子》谓：“良医常治无病之病，故无病”；仲景也把“治未病”者称为”上工”，充分强调防病的重要性。这一时期，皇甫谧的《甲乙经》、葛洪的《肘后方》、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等，均从各个不同角度阐述了防病问题。如《诸病源候论》曾指出：“人感乖戾之气而生病者，多相染易，故预服药及为方法以防之。”这些不同的学术论点，为中医预防学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关于瘟疫预防：在我国历代典籍中屡有瘟疫的记载，至汉代则更为翔实。由于瘟疫猖獗，给人们生命带来了严重的威胁，所以当时的医家曾对天花、鼠疫、百日咳、麻疹等传染病在世界上首先作了详细的描述；对传染病的传播方式进行了研究；并通过不断的探索，总结出了一些有效的防治方法。如《素问·遗篇·刺法论》载“小金丹……服十粒，无疫干也”；防止与病人接触及水源、饮食污染；采取隔离措施，以阻止疫病的传播。《晋书》载云：“朝臣家有时疫染易三人以上者，身虽无疾，不得入宫”。隋代曾设“厉人坊”来隔离麻风病人……。这些均为有效的防疫措施。

　　（三）提倡除虫灭病：对于各种致病虫害，提倡及时杀灭。《周书秘奥营造宅经》曾以中草药杀蛆；汉代巳用艾、硫磺、雄黄等药物熏蒸房屋和衣物，杀灭蚊蝇；《神农本草经》发现水银能“杀皮肤中虱，”“雄黄杀毒虫、虱”，百部亦可“去虱”；《肘后方》制有“六味熏衣香”对衣物进行消毒；《诸病源候论》认识到“寸白虫”（绦由）是因吃没有煮熟的牛肉所致，故强调必须煮沸杀之……。

　　（四）搞好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我国人民自古以来就认识到优美的环境和搞好饮水卫生，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是健康长寿的必备条件；《周书秘奥营造宅经》要求城镇房屋要疏通沟渠，排除污水，无有秽气，清静优美，方不生疾；汉代巳有木制洒水车喷水除尘，这对于保持城市环境卫生有着重要意义；每于节日，宫府即差人打扫卫生，清除垃圾。在汉代画像砖中，就有扫马粪、除虫等内容，出土的阿房宫下水道与汉代厕所模型等，均是历史的见证。

　　保护水源，以防病从口入。《管子·禁藏篇》曾要求于春季挖除井中淤泥，换以新水，以保持水源清洁；《吕氏春秋·五味篇》提倡饮水须“九沸九度”；后魏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记载用茱萸叶消毒井水等等。

　　我国人民用水沐浴的习惯由来已久。早在汉代政府就规定大小官员与士兵必须3～5天清洗一次，并要求勤换衣服；注意饮食卫生更为重要，《金匮要略》曾指出：“秽饭、馁肉、臭鱼，食之伤人”、“生果停宿多日，有损处，食之伤人”，如此判断食物能食与否，实是比较科学的。其他如漱口、勤洗手足、勤洗衣被……此间亦有许多记载。

　　（五）开展健身防病：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倡导健身运动与防病治病相结合的国家。远在氏族社会，人类就已经采用运动方式来防病健身。至战国、秦汉之际，健身运动愈来愈受到人们重视，各种健身术相继产生。《庄子》把健身术称为“导引”，并介绍了一些基本练习方法；《素问·异法方宜论》曾以“导引按跷”防治疾病；长沙马王堆出土的汉墓文物中，即有《却谷食气篇》和《导引图》，乃是迄今所见到的最早导引文献和图解，图像与现代保健操相比，有不少相似之处；仲景在《金匮要略》中曾谓：“四肢才觉重滞，即导引吐纳……勿令九窍闭塞；”东汉末年， 华佗在前人导引理论和实践基础上，模仿虎、鹿、熊、猿、鸟的基本动作，创导出了“五禽戏”，用以健身防病，取得了显著效果。华佗长年坚持，“年且百岁而犹有壮容”，他曾对弟子吴普说：“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耳。动摇则谷气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犹户枢不朽是也”。吴普仿之，“年九十余，耳目聪明，齿牙完坚。”五禽戏的产生，使健身运动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晋隋时期，健身方法不仅形式多样，且养生健身专著相继产生，诸如嵇康的《养生论》、葛洪的《抱朴子》、陶弘景的《养生延命录》、《导引养生图》等，至今仍有研究价值。

　　（六）尤重修身养性：由于社会交往的日趋频繁，因情志所致的疾病与日俱增。在道家思想的影响下，古代医家十分重视修身养性、调摄情志，以防止身心疾病。《素问·上古天真论》认为“恬憺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养生论》要求“清虚静泰”、“旷然无忧患，寂然无思虑……”只要做到愉快、乐观豁达，气血自然和调，大有益于健康。 （七）注意保养气精：晋隋前后，佛、道两教盛行，神仙、道士“应运而生”，炼丹、服食、神仙之术充斥于世。其间虽然“糟粕”甚多，而“精华”亦复不少。如在老庄著作和《内经》等中医经典中，反复强调应清心寡欲、节制房事，勿令肾精亏乏等见解，均有其重要防病意义。 脾为气血生化之源，故此间的医家们亦十分重视脾胃的调养，如《内经》等著作中经常告诫应饮食有节、不可偏嗜、少食辛辣肥甘厚味……。同时还根据脾肾理论而研制出许多丸药。服之以延年益寿，防老却病。

　　（八）重视天人相应：人类生活于自然环境中，各种地理条件和自然气候变化无时无刻不影响着人体。古代医家充分认识到人与自然的密切关系，提出了“天人相应”的观点。如老子、庄子、管子均主张应主动地与自然相适应，谓“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管子·五行》）；荀子更是强调人应改造自然、适应自然；《素问·四气调神大论》则根据气候变化而采用相应的调摄方法，慎防邪气侵犯；《素问·移精变气论》所谓“动作以避寒，阴居以避暑”。即是采用不同方法适应自然变化的生动例举。 此外，其他未病先防或既病防变措施，于这一历史时期的有关著作中亦有散在记载。由此可见，从战国至晋隋时期近千年的历史过程中，中医预防学的框架已初步形成。

　　三、中医预防学的进一步发展阶段（唐宋～明清）

　　盛唐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由于政治安定，经济发达，中医药事业有了较快的发展，预防医学亦得到了高度重视；宋元至明清，战乱频繁，疫病流行，使得人们对于瘟疫的认识及防治有了深入研究。因此，我们说，唐宋至明清实际上是中医预防学从理论到实践的进一步发展阶段。其中最为突出的又主要为如下四个方面。 （一）预防瘟疫棗对传染病学的重大贡献：数千年来，由于瘟疫（如天花、霍乱，鼠疫）的反复流行（据不完全统计，仅明清两代约500年间就有367次大的流行）曾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灾难。秦汉前后，人们对此虽有一定认识，然预防经验实属甚少。直至唐宋，孙思邈的《于金方》、王焘的《外台秘要》、刘完素的《素问玄机原病式》等书中，对瘟疫的研讨才有了一定突破，防治经验才逐步丰富起来。

　　而真正对瘟疫有较深入系统的认识，有较丰富防治措施，则主要是明清时期。明代吴又可目睹当时疫病流行死亡的惨状，“静心穷理”，发现瘟疫主要是由”口鼻而入”或相互接触所致；其性毒烈，不同于六淫；结合发病特点应采取隔离、消毒等防疫措施；治疗当以清瘟败毒为主。吴氏的见解，实为后世认识和防治本病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尔后叶天士、薛雪、吴瑭、王士雄等名家辈出。他们不仅认识到麻疹等呼吸道传染病是由“呼吸之间，外邪因而乘之”引起，亦发现霍乱、痢疾等肠道传染病是由于食用不洁或腐败食物所致；皮肤传染病是通过接触感染“虫毒”、“风邪”所致；发现体质的强弱在预防疫病上的重要性……。这些见解，对于预防相关传染病的发生，无疑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一历史时期对疫病的预防，最常采用的有如下几种措施。 1 药物预防：《千金要方》中载有辟温杀鬼丸、雄黄丸，这些药物既可燃烧，又可佩戴，还可吞服，具有避免邪毒、防止“卒中恶病及时疫”之功；《景岳全书》则用“福建茶饼”进行口腔消毒，以防病从口入；李时珍提出常食大蒜可预防疫痢、霍乱等病。药物外用预防疫病记载亦甚多，如《外台秘要》中将“辟温病粉身散”搽于全身皮肤上进行预防，明清之际用雄黄酒外涂，亦有较好效果。

　　2． 隔离预防：清代陈耕道在《疫痧草》中说：“家有疫痧人，吸收病人之毒而发病者，为传染，兄发痧而预使弟服药，盍若弟发痧而使兄他居之为妙乎？”强调了隔离的重要性。清·熊立品《治疫全书》亦告诫“温疫盛行，递相传染之际，毋近病人床榻，毋食病家时菜，毋拾死人衣服”。 3．空气消毒：《本草纲目》等书中多处记载，谓凡疫气流传，可于房内用苍术、艾叶、白芷、丁香、硫磺等药焚烧以进行空气消毒辟秽。这种方法一直沿用至今。

　　4．蒸煮消毒：对病人接触过的衣被等，李时珍提出应放于蒸笼中蒸或开水煮沸进行消毒，则“一家不染”。

　　5．消灭虫害：积极消灭虫害，可切断传播媒介，防止疾病流行。如清·洪雅存《北江诗话》载云：“赵州有怪鼠，白日入人家，即伏地吐血死，人染其气，亦无不立殒者。其提倡消灭老鼠，杜绝后患。至于灭蚊、蝇、蛆、虱等虫害，《千金方》、《本草纲目》诸书中均有较详记载。

　　6．改进消毒： 据宋·沈括《忘怀录》所载，唐宋时期就有专门淘井的人，并提出了修造能够澄滤、消毒及加盖保护的水井。清·陈无择于《石室秘录》中指出：饮水消毒，可用“贯众一枚浸入水缸之内，加入白矾少许”。 明清之际的医家不仅认识到瘟疫及时有效预防的重要性，即便是已病之人，亦强调在发病过程中注意“先安未受邪之地”（叶天士语），以阻止病邪深入发展与传变。 (二) 人豆接种棗人工免疫法的创造发明：早在晋代《肘后方》中，已记载用疯狗的脑子敷在被疯狗咬伤的局部创口上，预防狂犬病的发生；隋代《诸病源候论》中记载的“射工病”，与现代医学的恙虫病、斑疹伤寒很相似，书中提到“若得此病毒，仍以为屑，渐服之”，这一方法类似于现代应用疫苗的人工免疫法。不过，上述方法仅是我国医学史上有关免疫思想的萌芽，尚未达到防治疾病的实际效果。据清初朱纯嘏《痘疹定论》所云：宋真宗（公元11世纪）时，有峨嵋山人为丞相王旦之子王素接种人痘（痘乃痘疮，即天花）。这是我国人痘接种术的最早记载。史料证明，16世纪下半叶，用人痘接种术预防天花已经在我国民间广泛流传。清初张琰《种痘新书》载云：其祖上数代推行种痘术，“种痘者八九千人，其莫救者，二三十人耳。”《医宗金鉴》介绍了四种种痘法：（1）痘衣法棗把痘疮患者的内衣给接种的人穿上，以引起感染，这是最原始的一种方法；（2）痘浆法棗采取痘疮的泡浆，用棉花蘸塞于被接种者的鼻孔，以引起感染；（3）旱苗法棗采取痘痂，研末，以银管吹入鼻孔；（4）水苗法棗采取痘痂调湿，用棉花蘸塞于鼻孔。早期的种痘术，所采用的是天花的痂或浆，叫做“时苗”。这类疫苗危险性大，有时可造成一次人工接种的天花。我国人民在种痘的实践过程中，逐步取得选择苗种的经验。清代郑望颐《种痘方》中主张用毒力减低的“熟苗”，并提出在小儿身上连续接种以养苗。从而提高了种痘的有效率与安全性。

　　我国人痘接种术不久即引起其他国家的注重和仿效。1652年，名医龚廷贤的弟子戴曼公到日本时，曾带去了这种方法；公元1688年俄国首先派医生来北京学习种痘；18世纪20 年代以后，人痘接种术传人土耳其、英国等地，它比英国柏克立的乡村医生琴纳发明的种牛痘预防天花至少要早500余年。由此可见，我国人痘接种法实不愧为世界人工免疫学的先驱。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伏尔泰就曾对人痘接种术倍加赞扬：“我听说一百年来，中国人就有这种习惯，这是被认为全世界最聪明最讲礼貌的一个民族的伟大先例和榜样。”

　　（三）劳动保护棗注意避免职业病的发生：早在隋唐时期的医书中，就有关于劳动保护方面的记载。如《诸病源候论》云：“凡古井冢深坑阱中，多毒气，不可辄入，必须入者先下鸡鸭毛试之，若毛旋转不下，即是有毒，便不可入。”《外台秘要》指出：矿井内可在人入之前放进六畜，“若有毒，其物即死。”明代《农政全书》中亦说：“地中之脉，条理相通，有气伏引焉……缱灯火下视之，火不灭是气不尽也。”可知当时已经用动物和灯火试验来探测古冢、沉坑、矿井中的有害气体。

　　宋·孔平仲所著《谈苑》中曾对水银中毒、煤气中毒、矽肺等职业病的发病原因及防治进行了较详的介绍；《本草纲目》、《景岳全书》以及明代宋应星的《天工开物》等书中对铅中毒、煤气中毒以及其它职业病均有较正确的记载，并介绍了一些有效的防治经验……。这些经验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为防止某些职业病的产生发挥过较大的作用。

　　（四）自我保健棗积极推广养生健身防病：唐宋以后，乃是中医养生防病活动的“兴旺”时期，此间无论是封建统治者、文人学士，还是医家，甚至普通百姓，均十分重视健身养生防病，并从各种不同角度阐发养生机理，创导健身方术。从唐代孙思邈至清代叶天士等人，他们的寿命大都超过古稀之年，这与他们善于养生是分不开的。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仅刊行的养生学专著或专篇，竟有180余种之多。其中较为著名的如孙思邈的《孙真人养生法》、《孙思邈卫生歌》，施肩吾的《养生辨疑诀》，宋代周字忠的《养生类纂》与陈直的《寿亲养者新书》，元代丘处机的《摄生消息论》，明代万全的《养生四要》和龚廷贤的《寿世保元》，清代曹慈山的《老老恒言》与唐千顷的《大生要旨》等等。各种健身之术的广泛流传，对于提高中华民族的身体素质，防止疾病产生，发挥了积极作用。 四、预防理论与实践的逐步完善阶段（民国～至今）

　　应当说明，自1840年鸦片战争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不断侵略，中国人民长期遭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重重压迫，加之当时卫生事业落后，预防措施差，更由于中医药得不到重视，因此这一阶段的中医药事业及预防工作未有明显发展。

　　而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立以后，由干革命根据地缺医少药，中医及中医药预防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局部范围内才得到高度重视，成为当时防治疾病的重要手段。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于1931年1月通过了《暂行防疫条例》，要求加强防疫宣传及运用中医药预防传染病。1933年中华苏维埃政府颁布了《卫生防疫条例》，对霍乱、痢疾、天花等多种疾病提出了防疫方案，其中对易感人群主要是用银花、贯众、黄芩等中药进行预防。抗战及解放战争时期，卫生部明确提出了“预防第一”的方针，号召开展群众性的卫生防病活动，并不断总结出了一些中医药防治传染病的经验，为保障军民的健康发挥了一定作用。

　　确切地说，“预防理论与实践逐步完善阶段”应该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一）国家重视，全民动员：解放初期，中央卫生部就确定了“预防为主”的基本原则；1952年底又制定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方针；全国人民广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大量扑灭“四害”，清除垃圾，运用中西药预防传染病。随着爱国卫生运动的深入开展，农村“两管五改”工作有了很大发展，根本改善了农村的卫生面貌，很多传染病在我国已经灭绝或很少流行。

　　（二）深入研究中医药预防疾病机理：近年来，在取得成功经验基础上，各地重视中医药防病机理的研究，使之从理论上又有一次较大的飞跃。既往对养生防病、除害灭病、防治疾病等大多只停留在实践阶段，而现今既重视实践经验总结，更注重理论上的探讨。如通过大量研究证实，气功具有提高机体正气、强壮身体、抗御外邪侵入的作用，抗衰延年及预防疾病复发的方药，具有调补气血阴阳，疏通全身气机以及提高机体抗病能力等功效（现代医学研究则认为有提高机体免疫功能，增强免疫细胞的活力，延长淋巴细胞的寿命等）。无怪有人认为：中医预防学的发展过程，实是经历了一个由实践（远古至春秋）棗认识（秦汉至晋隋）棗再实践（唐宋至明清）棗再认识（民国至现在）的过程。

　　（三）广泛运用中医药预防多种疾病：例如，50～60年代，我国部分地区先后发生过流脑、肝炎等多种传染病的流行，用中医药在易感人群中进行大面积预防，收到了良好效果。诸如使用贯众、板蓝根、大青叶等预防流感、流脑、麻疹、流行性腮腺炎；用板蓝根、茵陈、栀子等预防病毒性肝炎；用马齿苋或针灸预防痢疾……均是从实践中总结出的有效经验。

　　近年来，由于大部分传染性疾病基本得到了控制，而一些非传染性疾病的预防工作已提到议事日程。对此，中医界已着手对于一些慢性疾病开展既病防变或既病防发，并取得了可喜成果。如采用中医药等方法防止慢性支气管炎、哮喘、泌尿系结石、胆结石、中风的发生等等。

　　（四）运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医预防：如对中草药杀灭蚊蝇、孑孓等虫害的实践研究；对中医药防病的药理分析及临床疗效观察；了解针灸预防疾病的作用原理……；尤其是在中草药药理实验研究方面，注重中医传统认识与现代科学理论紧密结合，既体现了中医特色，又促进了中医预防学的向前发展。例如，陕西中医学院将五味子、板蓝根、丹参等十余味中药研制成“出血热预防片”，该方之所以有良好的预防效果，是因为经研究证实“对流行性出血热病毒有强力的抑制作用。”

　　（五）开展群众性的健身防病运动：如在城乡推广保健操、气功、太极拳等健身术以防治疾病，提高中华民族的身体素质；重视防病宣传，告诉人们应注意饮食宜忌，劳逸适度，生活要有规律……等等。我国人民身体状况一无比一天好起来，中医学发挥了重大作用。

　　自古以来，勤劳、勇敢、聪明的中华民族在与疾病作斗争中，逐步掌握了许多防治方法，为人类保健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但也必须指出，由于中医学及其预防思想是在漫长的封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发展和成长起来的，它必然有时代的局限性。因此，对待这份历史遗产，应吸取其精华，完善其不足之处，使之为人类的健身防病事业作出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