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笔记杂著中的“大黄”

  大黄又名川军、将军、锦纹大黄,收载于《神农本草经》,是一味泻热毒、荡积滞、行瘀血的良药,倍受医家的青睐。据统计,汉代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中,共有36个配伍大黄的方剂。金元四大家之一的刘完素以治疗热病善用寒凉药而著称,他的弟子中就有一位叫“穆大黄”的,其河间学派的用药风格可见一斑。明代医家张景岳将大黄与人参熟地附子并称为“药中四维”,创制了40多个含大黄的复方。在中国医学史上,从宫庭医案、医家著作到民间单方,从配伍内服到炮炙外用,大黄都以其泻热通便、破积行瘀、解毒止痛的功效被医家和病患所称道,剂型有汤剂、散剂、丸剂、膏剂、洗剂等。除此之外,大黄酒大黄茶等还是养生保健的佳品。但医界有谚语云:“大黄救人无功,人参杀人无过。”说明世人喜进温补而忌攻下的用药心理。其实,在辨证施治的前提下,妙用大黄对于一些疑难痼疾常常会有出奇制胜桴鼓相应之效。在中国古代的笔记杂著中,可读到诸多的关于大黄疗疾祛病防疫的记述,可补医学著作之缺憾。

  据宋·孔平仲的《续世说》载:南北朝时的医家姚僧垣用药精当,因病因人而异颇有心得。梁武帝萧衍因发热欲服大黄,姚认为大黄乃快药,年高体弱者不宜轻用。武帝不听劝告妄服而致病情危笃。后治梁元帝萧绎的心腹疾,诸医皆请用平药。姚僧垣诊脉洪大而实,力排众议用大黄泻下,一剂即愈病,被传为医林佳话。大黄内服可疗疾祛痛,外用亦是一味良药。如研末可治黄水疮湿疹等皮肤病;与陈石灰同炒至桃红色,研细后撒布伤口,可止创伤出血。配地榆研末油调后外敷,治疗烫火伤颇效。唐·王焘的《外台秘要》中有以大黄为主药的“九物大黄薄贴”,专门外用治疗疽发背。南宋·洪迈的《夷坚志·甲志》也载:“捣生大黄,调以美醋,敷疮上,非唯愈痛,亦且灭瘢。”说明用大黄治疗疮疔毒,既能止痛消肿又不留瘢痕。元·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中有一则与大黄有关的史料说,耶律楚材随成吉思汗从征西夏,诸将领均争掠玉帛女子,而他独取书籍数部,大黄两驮。后军中病疫,惟以大黄煎汤饮服所活军土者数万人。这是用大黄防治伤寒时疫即传染性疾病的确凿验案。清·褚人获的《坚瓠秘集》中亦有转载《宋史》中大黄疗时疫的轶事:天灾流行,人多死于疫疠,陈宜中以大黄“遍以示人”,因服大黄得生者甚众。

  在中外医药文化的交流中,大黄也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丝绸之路的驼峰上,既有瓷器的晶莹也有药材的芬芳,大黄经古代波斯帝国的中转运往西亚和欧洲,收入许多国家的药典。公元757年,鉴真和尚东渡日本传播中华文化,带去的药材中就有名贵的大黄。据清·赵翼的《檐曝杂记》载:当时的俄罗斯以中国的大黄为上药,病者非此不治。后有数事违约,“上命绝其互市,禁大黄,勿出口,俄罗斯遂惧而不敢生事”。由于大黄名贵一时,致使时人曾将服用大黄当作一种时尚趋之若鹜,不分体质不经辨证滥用大黄或致疾或殒命者屡见不鲜。清·姚元之的《竹叶亭杂记》载:朱阁学翰林素知医,每日熬大黄浓汁为汤。服大黄十六斤,腹泻不起。友人为之挽叹云:“大黄为厉,九泉应悔自知医。”这足以告诫后人,即使是一味良药,如果不经辨证孟浪服用,也会给健康和生命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值得今人引为鉴戒。

  摘自:《中国中医药报》文/大连中医医院 原所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