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治病求本 重视后天脾胃调治

金师治病重视脾胃的观点,源于《内经》,并深受许叔微、李东垣、薛己等医家的影响。脾胃为后天之本,水谷之海,五脏六腑非脾胃之气不能滋养;气血津液非脾胃之气不能化生。故东垣奉“脾胃为血气阴阳之根蒂”,立斋尊“胃为五脏之本源,人身之根蒂”,而金师尤重脾胃对元气的滋生作用。认为元气虽然禀受于先天,由先天之肾精所化生,且遣藏于肾,但必须依赖后天脾胃精气的不断滋养才能不断发挥其作用,而二者之间,脾胃的功能是至关重要的,起着决定作用。盖人之始生,本乎精血之源;人之既生,由乎水谷之养。 非先天之精气,无以立形体之基;非后天之水谷,无以成形体之壮。但先天之精血本身,禀受父母之后,也依赖于后天水谷的滋养培充,才能逐渐强盛。故人之自生至老,凡先天不足者,但得后天精心培育,或可补先天之虚而强壮。而后天之不足,若不得重新恢复其运化、滋养之功,则非但脾之气日渐日衰,即使先天强盛之精血,也会因失于水谷精微的调养、充实而虚弱,导致元气的匮乏。

金师认为:疾病的发生、发展和变化,同人体元气的强弱密切有关,此即《内经》所谓:“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元气在人体中的防御作用,决定于元气的是否强盛;元气的强盛与否,又决定于胃气的是否强盛。因此,除脾胃本身的病变可影响元气的化生外,凡病者,必有正气水足,也必有不同程度的脾胃功能不足。治病当注重顾及脾胃之气,此其一也。既病之后,病轻者忧其病重;病重者虑其折寿;病危者惧其命亡,担忧、思虑、惧怕之心常常悬于心中,而此又最易损伤脾胃之气,使本已不足的脾胃之气乃及元气不能修复或进一步耗伤,导致疾病向纵深发展变化,因此,如何截断疾病的发展、变化,关键亦在脾胃之气的复旧。治病当注重顾及脾胃之气,此其二也。治疗疾病之药物多数情况下首先入胃,除加重脾胃的受纳运化负担外,其药物的偏胜之性和副作用,首当其冲的影响脾胃。如苦寒之品易败伤胃气;滋补之品易粘滞胃气;香燥之品易劫夺胃阴;温热之品易燥灼胃阴;诸多西药也最易引起脾胃功能之失常等等。故如何尽量避免和弥补治疗过程中对脾胃的伤害,对疾病的转归具有重要意义。治病当注重顾及脾胃之气,此其三也。药物入于胃中,必须通过脾胃的受纳、运化、转输才能作用于患处,从而发挥其治疗效能。若脾胃之气不足,则其转输药物功能必会减弱,而使药物不能发挥出应有效能,故脾胃之气的正常与否直接影响药物的治疗效果。凡病有脾胃之气不足者,不论在病初、病中、病末,均当在首先考虑祛除致病因素的同时,及时、正确地弥补脾胃之气的不足,以利药物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治疗作用。治病当注重顾及脾胃之气,此其四也。凡此种种,可以李中梓一喻概之“胃气犹兵家之饷道,饷道一绝,万众立散,胃气一败,百药难施。”

金师言:治病当重脾胃之观点,绝非我所创,前代名贤已有诸多精妙论述。祖国医学渊源流长,几千年来形成了许多流派,如伤寒流派、河间流派、攻邪流派、丹溪流派、易水流派、温补流派、温病流派等等,而吾独宗脾胃者,并非摒弃其他各种治疗方法,而是经过五十年临证的深刻体会,其中有经验,有教训,也有自己的探索,领悟到了脾胃在人体中的重要作用,对疾病发展、变化的重要意义。经过临床运用,体验到治疗中处处顾及脾胃之气所能收到的事半功倍的效果。基此而发,基此而论。

本着治病当重视脾胃之气的观点,金师在治疗过程中,除了运用治疗疾病所需药物外,每多注意兼顾调治中州的运化功能,并擅长运用理、消、和、养、补诸法调理脾胃。理者,即以异功散、六磨饮子、香砂六君丸等调畅脾胃运化功能;消者,即以保和丸、枳术丸、木香槟榔丸等消导积滞,健运脾胃;和者,即以半夏泻心汤、逍遥丸、左金丸等和理脾胃、复常升降;养者,即以参苓白术散、四君子汤、补中益气汤等摄养脾胃;补者,即以人参养荣汤、十全大补汤、归脾丸等补益脾胃、调养气血。特别注意并擅长慢性病康复期的脾胃调理。随师临证,确见金师能娴熟恰当地运用是法诸方,常常左右逢源,效如桴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