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谦和为人 精诚为医-—怀念国医大师方和谦

编者按:国医大师方和谦教授于2009年12月23日因病离世,噩耗传来,令人悲叹又一位大师的远去。方和谦医德高尚,医术高超,诲人不倦,他“谦和为人,精诚为医”的大师风范是后人学习的楷模。他的音容笑貌将永远留在世人心中!

大医精神 永传后人

□ 北京市中医管理局

2009年12月23日22时29分,国医大师方和谦教授病逝。2009年12月27日9时,我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送方老最后一程。那个精神矍铄、思路清晰、面带微笑的老人虽然永远离开了我们,但却给我们留下了“待人接物须德取延和,义本泰康,执行医事要胆大心细,智圆行方”的大师精神。

大师精神体现在方老独特而充满魅力的一生和学术生命之上。他为人谦和,始终以“医疗战线上的一名小兵”自居;他学识渊博,却把学问做到浅近而平易;他医技高超,却始终孜孜不倦、勤于治学。在六十余载的行医生涯中,无论是治病救人、还是教书育人或从事学术研究,方老穷一生心力,不懈地追求并且实现着“大医精诚”的理想,一句“老牛已知夕阳晚,不待扬鞭自奋蹄”让人对他的奋斗精神敬佩不已。

大师精神体现在方老的医术精湛和对中医学术的传承创新上。方老出身京城中医世家,他坚持弘扬仲景学术,但不墨守陈规,师法而不泥方;他主张经方和时方合用,对古方学以致用并创新发展;他倡导中西医结合,优势互补;他的医术在京城有口皆碑,在六十余载的行医生涯中,善治内科疑难杂症,救治过的患者不计其数。

大师精神体现在方老潜心教学,诲人不倦中。方老一贯重视人才的培养,他在学术上对学生毫无保留、无私奉献,在生活中对学生平易谦和、关怀备至,先后担任四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他培养的学生遍布海内外,许多都已成为中医药事业的栋梁和骨干,为中医、中西医结合教育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大师精神体现在方老谦和为人,精诚为医。方老一生行医以诚为本,实事求是,精益求精。他处方用药,药少力专,简、便、廉、验,不增加患者负担;他对待患者不论老幼、尊卑、贫富,一视同仁,和蔼可亲;他常教导身边弟子“患者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医乃仁术也”,患者不论职位高低、贫富亲疏,都要一视同仁、高度负责;他在面对流脑、非典时,表现出中医工作者当仁不让、身先士卒的气魄,在患者中有很高的威望和影响,展现出大医风范。

大师精神还体现在方老的老骥伏枥,壮心不已。方老不顾年事已高,身体力行,在“方和谦名老中医工作室”建设中大力弘扬中医药文化,向社会展示首都中医药深厚的名医文化底蕴,走出一条与院校教育互补的教育模式;他主动请缨,在北京市中医管理局启动的“名医大讲堂”上给青年中医师们系统讲解《伤寒论》,历经9个月,共讲授16讲,为首都中医药界留下了宝贵的经典学习财富,在全行业形成了良好的“学经典、用经典”的氛围,他这种“知行合一”的精神,不仅为我们树立了榜样,而且永远激励和鞭策着我们。

方老走了,是首都中医药学界的重大损失,他“谦和为人、精诚为医”的大师风范是医务工作者学习的楷模,我们将永远铭记他的教诲,学习他的精神,把他宝贵的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永远传承下去,造福于人民健康,以告慰他的英灵。也只有这样,才能不辜负他的期望。

方老走了,而他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不朽!

方和谦生平

方和谦教授是我国著名中医学家,首届国医大师,首都国医名师,北京中医学会原会长,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主任医师、教授,中医科原主任。

方和谦1923年出生于中医世家。12岁随父习医,父亲“严于治学,精于临床”的精神,给予他很深的影响。他19岁考取中医师职业资格,于1942年在北京开办“方和谦诊所”,开始了行医生涯。

1952年参加卫生部举办的“中医学习西医学习班”,学习了西医知识,扩大了视野,同时取得了西医执业资格,为他在综合医院工作以及开展中西医结合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54年至1958年在北京市卫生局中医科工作,主管中医师资格的审批,参与北京市中医医院及综合医院中医科的组建工作,为北京市中医药事业的恢复和建设做了大量的奠基性工作。

1958年调北京中医医院任内科医师,兼任北京中医进修学校伤寒教研室组长,教授《伤寒论》课程。

1968年到北京朝阳医院中医科任科主任,1980年任主任医师,首都医科大学教授,一直在临床一线从事中医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68载。

从1978年起,历任中华中医药学会理事、中华中医药学会内科专业委员会委员、北京红十字会理事、北京中医药学会会长、北京市科协常务委员、北京中医学院顾问等学术职务。

1990年,被二部一局确定为全国首批500名老中医学术继承工作指导老师。1993年,荣获国务院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称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2007年,被评为“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优秀指导老师”及“北京市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优秀指导老师”。

2009年,被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卫生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评为首届国医大师,同年获北京市政府“首都国医名师”称号。

方和谦幼承庭训,熟读经典,对仲景学说体会尤深。他行医以诚为本,实事求是,精益求精。作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中医教研室的第一任主任,他一贯重视中医、中西医结合人才的培养。他的学生已遍布京城内外,成为中医药事业的骨干和栋梁。他出版《“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中国现代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方和谦》等多部学术著作,发表学术论文多篇,承担国家科技部等科研课题5项。

他自1991年至2008年先后带教四批继承人,培养后学从不保守,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学问和临床经验传授给学生,是继承人的恩师和楷模。除了言传身教,他还对学生们的工作、生活、家庭等关怀备至。学生们不仅学习到了他的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更学到了他行医做人的高尚品德,受益终生。

2007年11月,北京市中医管理局在医院建立“方和谦名老中医工作室”,大力弘扬中医药文化。为启发后学,在全行业形成良好的“学经典、用经典”的氛围,他不顾85岁高龄,主动请缨,在北京市中医管理局启动的“名医大讲堂”上给青年中医师们系统讲授《伤寒论》,为首都中医药界留下了宝贵的财富。(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供稿)

痛失老友 医界损失

路志正 国医大师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

方和谦教授不幸因病于2009年12月23日在京逝世。噩耗传来,不胜悲痛。他的西去,使我失去一位亲密的同道,更是首都和全国中医药界的一大损失。

我和方老相识于上世纪50年代初期。他任职于北京市卫生局中医科,我在卫生部技术指导科工作,由于工作和业务的关系,得以相识。随着时间的推移,建立了亲密友谊。他继承家学,根基雄厚,学贯中西,经验丰富,为人谦恭,医德高尚,是我学习的榜样。

1956年夏,北京乙脑肆虐,他积极参与防治工作。经蒲辅周老师等专家同心协力,积极抢救,疫情终于得到控制,疗效达到90%以上,挽救了很多患儿的生命。他主编了《北京市1956年流行性乙型脑炎治疗总结》手册,其中收集了200多个案例。并撰写“参加流行性乙型脑炎防治工作的点滴体会”,由卫生局印发各医院,有力地提高了传染病的防治水平。在2003年非典暴发流行时,方老对防治工作给予了及时正确的指导。在日常医疗工作中,方老乐于同西医专家相互切磋,共同配合,救患者于危难之中,一些疑难危重疾病经他会诊后常常转危为安。

为了提高中医学术和临床疗效,我与方老等经常一起讨论疑难病例交流经验,取长补短,拓宽了中医治疗疑难急危重症的辨证思路。在上世纪80年代初,我俩同巫君玉教授、谢海州教授,利用业余时间从晚7点半到9点半,在北京鼓楼医院组织中医同道复习经典以温故知新。当时方老讲《伤寒论》,我讲温病,谢老讲《金匮要略》,巫君玉教授讲中医内科。方老对《伤寒》、金匮有深厚的基础,《伤寒论》397节,篇篇都有自己撰写的讲稿。他讲课深入浅出,引人入胜,逐条讲解,逐句剖析。并将《伤寒》、《金匮》与《内经》中的相关问题有机联系起来,结合临床,举一反三,纵横贯通,使深奥的理论通过范例教学而简明晓畅,让学生有顿开茅塞之感。他精通伤寒,但从不自诩为“经方派”,主张“经方”“、时方”不可偏颇,要融会贯通,随证治之,始能获效。

为了发挥中医善治急症的优势,转变中医急诊特色濒临失传的危机,我们共同向北京市卫生局提出报告。经卫生局批准,在北京市鼓楼中医医院举办了全国中医内科急症学习班,由我和方老等授课。学习班结束后,我和高荣林教授等在此基础上,编写成《中医内科急症》一书,由陕西人民科技出版社出版。

方老历任北京中医学会委员、常委和会长等职务,他为北京中医学术发展、组织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做出了极大的努力和贡献。他任北京市中医药学会会长时,我任副会长。我们经常讨论北京市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有关事宜,尤其是如何继承和发展中医治疗急症的传统特色,并为其坚持不懈,努力拼搏,互相砥砺,亲密合作,从而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方和谦教授虽然驾鹤西去,但他一生为北京市中医药事业的恢复、建设和发展作出的巨大贡献,永远留存在首都和全国人民的心中。让我们缅怀方老的业绩,加倍努力,促进中医药事业更快地发展,将其学术思想和经验传承下去,为人民造福。方老地下有知,当会含笑于九泉矣。

爷爷教我学中医

□ 刘新桥 北京鼓楼中医医院

2009年12月23日,我最亲爱的外公永远的离我而去了。外公的逝世,使我悲痛欲绝,食难下咽,寝难入眠。我是多么希望他能永生长存,永远陪伴着我们,一直与我们同行呀!

我从小因父母工作繁忙,家里条件差,所以从咿呀学语开始就生活在外公家。从那时起,我也就随着哥哥、姐姐们一起称呼他爷爷,三十多年从没改变。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已不仅是一个如何称呼的问题,在我心中,他早已比我的亲爷爷更亲了。而他老人家也一直把我当亲孙子看待,应诊、待客常常伴随身旁。

记得小时候,外公的工作很多,每天要到很晚才能回来,但回来后总要抽出些时间,给我们姐弟讲故事,教我们背一些古诗词和古文。《滕王阁序》、《出师表》等文章就是在那时被囫囵吞枣地记住了,虽然我们并不能知道其深刻含义,但却在无形中培养了我们对古文的兴趣。以至于在后来的学习中,减少了许多困难。稍长,爷爷就要求我们背诵中医基础读物,如《汤头歌诀》、《药性赋》,培养我们对中医的兴趣,授我们一技之长。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客观条件的变化,最终只有我继承了他老人家的衣钵,学习并从事了中医事业。

在我学医初始,爷爷就对我说:“医者,总司苍生之命。行医之人当胆大心细,智圆行方。万不可马虎大意,草菅人命。”“习医之人,要专、博互补。对经典著作要精益求精;不得死守一隅,要博学多识,广闻强记;要多临诊,以求实效。”“要在理解中求变化,在变化中求发展。”“读书要活,不可死于句下。要读活书、活读书。”这些话是我终生铭记的格言。爷爷不仅是这么教我的,同时也是这么做给我看的。在我随他侍诊的近二十年间,无时无刻都能看到他身体力行的榜样行动。在他行医近七十年的路程上,一部《伤寒论》始终不离左右。他常说:“方氏医学,是发源于《伤寒》,根植于《内经》。”“仲景学说是临床医学,《伤寒论》字字珠玑,要在实践中学习,领会它每句话的意义。并在此基础上不断体会《内经》的涵义。”所以他精通中医四大经典著作,旁及各家学说,有着深厚的中医学功底。同时,对于现代医学,他也有着浓厚的兴趣和深厚的认识。他常常对我说:“学中医一定要懂西医,要取长补短。西医学不好,中医也不会学好。”“要学会借助现代医学知识促进中医学的发展。”他在临证中就常常使用现代医学诊断标准进行诊断,并按现代医学标准评判患者愈后情况。在治疗时,也常使用一些疗效比中药好的西药。他常说:“医学的目的就是简、便、廉、捷地治好病人,哪个药效果好就用哪个药,心中不要固执于中西医界限的划分。”而这些认识,对于一个八十多岁、解放前就已从事中医工作的老中医来说,是多么不易的事情呀!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又是多么值得我学习终生的呀!

如今,爷爷已经仙逝了,再也不能指导我读书、临证了。但他的这种学习、实践的精神没有逝去;这种求新、求变、不断发展中医的愿望没有逝去。在爷爷这种精神和愿望的鼓舞下,我作为他的外孙,将尽我所能继承好方氏医学,传承好中医传统,为中医事业的发展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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