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昌简介

《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在线阅读

  张大昌简介-《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作者

  张大昌先生出生于中医世家,家中藏书万卷,上起轩岐仲景,下至宋清,诸家医籍无所不有。先生自幼天资敏悟,好学深思,家藏诸书无不遍览。尤其对《伤寒论》、《金匮要略》、《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等古经方背诵纯熟,运用自如。先生临床四十余年,应用仲景、弘景之方,得心应手,疗效卓著。对疑难杂症,如再障、乳腺癌、胃脘颈椎病骨质增生症及妇科杂症,疗效更为奇特,方圆百里享有盛誉。

  生平介绍

  张大昌,字唯静,1926年农历7月19日生于武昌,1935年返原籍河北威县邵梁庄,当时家境甚是窘迫,其情读先生所撰《宪妹事略》(张氏家藏稿)可见一斑,文中曰:“妹名效宪,堂上晚出女也。余两姊,下则妹,妹生于己巳之六月十六日,故乳名阿六。……四岁家君见背,哀号如成人,余家世业儒,无大户计,仅祖茔数亩,饮啜之费,赖家君月俸以给,及遭此挫,何堪设言。时慈萱四十余,长姊二十余,次姊十二,余九岁,妹乳齿未替之六龄弱女耳。此寡妇孤儿之家庭,其艰其苦,至今思之,涓然泣下。民国二十四年,售别居,返迁故里,赖表叔某氏操维,冬日家少柴,余携六妹背荆篓拾枯脱供灶炊,常涉六、七里外,其勤劳忘疲,更胜于吾,或劝其少憩,则曰多拾些聊免慈母愁耳”。

  尽管大昌先生早年家境不济,但学业并未荒废。其母姊披星戴月,含辛茹苦,仗纺织以供学资,送他到邻村前小辛小学学习。其家本书香门第,不乏旧藏墨香,母、姊又皆文化有素,课余家教,旦薰暮染,助长着他学有所成。更值得庆幸的是,曾与孙中山、章太炎一起在日本演讲反清主张,后被梁潄名推荐在燕京大学主讲哲学,梁启超称之为“大河以北,善读书者,唯君一人”的尚渭南先生,原系其祖父偓南之执友,时隐居居士林而常居故里,念世交之情仍与张家甚密。尚渭南先生爱他天资聪慧,乃悉心教他习《金刚经》字帖,并讲解其中哲理。受尚氏启蒙,是张大昌先生后来笃信佛教和哲学素养深厚的重要原因,同时也是他爱好书法的开端,后来张大昌在书法方面颇有造诣,楷、篆、行、草、隶无所不能,尤长于行草。其字有泼辣开放,刚柔相济,舒展流畅的特点。

  “七七”事变后,日寇长驱中原,为救国计,张大昌参加了本县抗日救国青年先锋队,在儿童部任干事。之后曾在滏东中学学习,又曾受训于抗日学院美术组,攻习木版画,并随古元先生习漫画。此时其大姊夫张泊生(1907—1986年)在抗日政府工作,因其曾毕业于国立美术大学,绘画造诣尤深,在美术方面颇得其指点。后来他对绘画艺术的爱好,与其早年所受教育有关。他长于山水画,其画秀丽俊美,格调清雅,布局有序,意境深远,颇具大家风范。平素作画赠友,深得善画者好评。笔者随其诊病之余,请为作晴竹一幅,谈笑之间,挥笔而就,惊叹其绘画艺技之精熟。

  1941年2月,遭日伪间谍暗算,与其大姊夫张泊生同时被捕,贿赂当事而获释。同年,由本村王桃雨转荐,于平乡县冯马村兴固寺泰居。该寺中藏有《龙藏经》一部,尽得披阅,禅理由是豁然通彻,乃皈依为园戒居士。同时,寺中有一女尼,法名静月,为防身计,练就一身武功绝技,见他聪明颖悟,乃将其武艺悉尽传之。大昌先生之武术长于少林拳法,旁通太极,功底坚实,理论精深而具创见,但从不恃强凌弱,寻事生非。中年时期,已有本县马洪杰等人登门学艺。近年有友赠与笔者先师遗作武术图谱残页数张,笔者仍珍密保存。1979年冬某日晚,笔者随师为其亲戚张海峰(原县油棉厂书记)诊病于县城西街酱园,时有先师故交孙其昌先生在座。孙先生早年毕业于天津警官学校,30年代曾任安徽蚌埠市公安局局长。在任时曾孤身生擒武功高强之匪首,匪首受其威摄,并感其大义,乃相约永不犯孙氏辖区,一时传为武林美谈。孙氏武术精湛,且多创意,晚年曾任县体委武术教练,是时正在创作孙氏太极拳谱。二人杯酌之间,谈及武理而有所相去,乃相互切磋。只见二人隔桌对面而未离座,边谈论,边动作,动作极慢,约两分钟后,孙氏颊部被大昌先生击中,孙氏大为叹服。

  1943年,当地遭受干旱、蝗虫之灾,继之又霍乱流行,土地荒芜,新坟遍野,饥病交加,民不聊生。其大姊张效昭,丈夫在外地工作,为生活方便计,遂迁居南镇村与其合居。

  先师父祖均系高级兽医,而医人之术亦甚精湛。其祖父张偓南先生与上海陆士谔(1878-1944)过往甚密,偓南公在中医学术上亦曾与之互相切磋。陆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曾与废止中医派核心人物余云岫反复辨难,是维护中医派的中坚,是当时中西医论争战场中医方面的骁将之一。解放后陆氏之女与尚与先师颇多鱼雁往来,曾寄中医书于先师,世交之谊不泯。先师祖母张氏与曾纪芬(曾国藩之五女)因皆笃信佛学而颇有交往。曾纪芬颇通医道,所承乃孟河马培之之学。其子聂云苔,当年在上海用三黄汤治疗肠伤寒,效卓著而名噪一时,可见曾氏家传医学底蕴之富。受曾氏之熏陶,大昌祖母亦颇通医术。曾氏所传治癌方,再传张家,先师得之,曾用于原威县公安局副局长吴成学,所患为晚期食道癌,笔者目睹疗效之奇,近年亦试而用之,甚为得手。此外,张大昌先生之外祖公(其母亲的舅父)刘芷田,系道光、咸丰年间御医,因忤及宦官,而谪归旧里。晚年曾有《药性四言韵语》等数种医著,其后人又无习医者,遗书亦尽为先师所得。特别是其祖传敦煌古籍《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乃一部独具学术特色的珍贵文物,在青年先锋队工作之前,即谨遵庭训,咏记纯熟,背诵如流。另因先师早年丧父,家务由其姑表叔张苔先生操持,而张苔先生乃一方之良医,擅长经方的使用,为先师之医学启蒙而尽得其传。张大昌学医之始,即是张苔为其逐句讲解《伤寒来苏集》。在那饥荒年代,先师亲睹张苔济世活人,深受乡亲崇爱,更激起了他的学医兴趣。诸多方面的有利条件,是他后来以医为业,颇有建树的重要原因。

  1948年2月,张大昌在巨鹿县西柏舍村悬壶开业以维持生计,因屡愈奇疾危难之证,且医德高尚,平易近人,在广宗、平乡、巨鹿一带,颇为人知。当年,其胞妹张宪,患肺病辞职(原在邯郸第二完小任教)返里,数月而逝。时其家萱在堂,为解母之悲寂,次年春返南镇村行医。

  解放初,其二姊张效华(又名张茜),随其夫进京,在七级部工作。姊丈姚克佑(姚依林的异母兄弟),曾任空军某部参谋长、司令员等职。张大昌先生经常进京探亲,客居姚家,使他有缘结识了一些贤达宿士,如佛教协会赵朴初、释正果、十世班禅等,进一步受到佛教思想的教育和熏陶。与广宗杜廉、河南刘继鬯一起请原佛协副会长正果法师为授三皈五戒。之后对佛理的研究亦日益精深。晚年,有广宗周连淼、天津魏跃东等从其学禅。

  张大昌先生受家庭文化的熏陶,尚精于律吕之学,管、笙、琴、笛、锣、鼓、弦、箫无一不通,对中国传统音乐,尤有兴趣,且喜爱戏剧。在北京探亲时,曾得京剧名旦荀慧生先生亲自指点。他长于青衣、武旦。青年时期,乡里多有村团票友,合演一些传统剧目,张先生经常粉墨登场,尽管他体形肥胖,有损青衣、武旦扮相,但其音韵甜美,身法手眼,却无令人挑剔之处。因具武术功底,在传统剧目《霸王别姬》中饰虞姬,更是经常赢得满堂喝彩。

  1958年,张大昌先生在医刊发表论文(题目及在何刊发表失考),引起了有关专家的关注,曾寄信予以褒奖。1959年,应老友郑润身之邀请,两次到广宗县医院讲授《伤寒论》,其精辟的演讲,无不折服,至今谈起,仍满口赞扬。他运用经方纯熟,用药的精、简、廉、便、效,赢得了广大群众良好的口碑,被人誉为“济世才子”、“活人菩萨”而医名鹊起,名震一方。1962年,被原河北省中医研究院聘为通讯研究员。

  1964年春,本县南里村谢尚豪邀张大昌与其母诊病,其表兄衣敏丰因自幼多病亦求为诊治(敏丰因父早年被日寇杀害,其母及弟等均寄居谢家多年)。诊毕,密告尚豪:“病难治,寿命不长。”谢问:“尚能活几年?”答:“28岁时若能免一死,31岁时必有不测。”谢恐姑母忧伤,但告知敏丰之弟敏琴,敏琴亦秘而不宣,疑信掺半。1966年,其全家迁返故里固献村。余初任本村半农半医,与敏丰近邻,知其病贫血脾大,其姨表兄张岫波系县医院内科医生,亦多方予以治疗,并曾建议脾切除。因尚能坚持教学(敏丰系初中教员)及家务劳动,并有经济困难而未行手术。1969年秋,因腹部用力,突发脾破裂,急入县医院治疗,由麻庆纯医生主刀予脾切除,术后情况良好,但于术后第五天未时暴亡。事后敏琴与笔者谈其多年前张大昌预言,惊叹不已。云其兄系1939年12月30日辰时生人,卒时为1969年9月18日未时(上述均系农历日期),正是31虚岁。至今事已过多年,笔者惟恐有所失实,乃在撰此文之前又重新询问事之原由,其弟敏琴尚健在,谓确实勿疑。此案确具传奇色彩,似是天方夜谭,但是,参以书载古代有扁鹊望齐侯之色而论其病,张仲景为侍中大夫王仲宣诊病案,皆与此案类同,不可以一隅之见,遽为怪诞,以识少而怪高明。

  漫长的医疗实践和不懈的医学理论研究,使张大昌先生对其家传珍籍《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的重视程度与年俱增,对其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的认识亦日益增强。特别是感到当今医家之处方,“一方用药多致数十味,药量辄重八、九两,性能主次不分,炮制多属奇离”,“制寸椎之束而残匹帛,为杯水之饮而举鼎釜”(上二句均引自张大昌《处方正范•自序》笔者手抄稿)之时弊,非弘扬《辅行诀》之经方用药法则不能纠之,从而萌生了将《辅行诀》献给国家,以利后学,以便推广,挽救时弊的志愿。1965年,他首次把《辅行诀》寄送中研,但时不从心,“史无前例”的文革风暴亦随之而至,献书之阻,过于卞和献璞,藏书之难,超出二酉藏经。其间传世珍籍被毁,罹无妄之灾。先生也因系知识分子,而成为“臭老九”,受所谓“国民党案”牵连而加予莫须有之罪被关押,种种苦楚,不言而喻,其悲、其愤、其伤、其痛可想而知。可贵的是,先生虽身处逆境,却不忘中医学术之研究,不忘为民除病之事业,仍是矢志不逾。及至文革甫过,于1974年,再次将《辅行诀》寄送中研,最终完成了献书夙愿,此间情况,多次已刊有关《辅行诀》的书籍,及笔者《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隐显考》中有详述,不赘言。先生对《辅行诀》所费心血,可谓之无以伦比,其对祖国医学之关心和热爱,由此可见,其济世忘私之德行,将永垂不朽。

  1979年,国家征考名老中医,张大昌先生榜上有名,执教于县办卫校,次年调邢台地区医学经训班授课一年,后返本县章台医院工作。

  张大昌先生有丰富有历史和文学知识,言谈常引历史典故以喻事理,对古今远近名人佚事,风情习俗,莫不了如指掌。精通古典文学,用笔简炼、生动、活泼,读其悼念胞妹《宪妹事略》一文,颇感有李密《陈情表》之韵味。所作诗句,婉约清新,意境悠长,富含哲理,惜亡佚过多。笔者记有其晚年之作一首,其诗云:因果何尝欠分明/阳春到处百草生/水月相依光潋滟/风云往还气峥嵘/日历岂关人老少/晨钟无妨世沉升/一曲未歇心先醉/前事撩乱尽盲懵。可窥其诗风之一斑。他对民间俗谚俚语甚有研究,私淑《诗经》搜集民间诗歌之意,辑有五言、七言俚语各一册。此外,由于学佛的需要,他还长于藏文,笔者曾见其手抄藏文佛经一卷,笔者虽不能识读一字,但就其字迹之流畅秀雅,足可征其藏文功底之深厚。

  张大昌先生在50年代末与本县张小河村张恕芝结婚,生一男二女。男名函,国家职员,长于绘画、音乐,所作山水画,颇具父风;长女名宣,次女名晔,均执鞭从教。自60年代初,从其学医者渐增,威县有刘德兴、衣之镖、丁勤喜、赵俊欣等,广宗有范志良、吉建华、陈志欣、王云亭、牛西岭、姜宗瑞、王子旭等。邱县、巨鹿、新河、冀县等地均有前来就学者。他教授生徒,浅入深出,因人施教,结合临床,善于启发,不拘书本,常一语中的,令人茅塞顿开,霍然领悟,为培养中医人才,费尽心血。及至晚年,仍致力于《辅行诀》之研究。先后撰有《医哲心法》、《三十六脉略述》、《辅行诀释义》、《处方正范》及医话多篇,后由笔者及刘德兴等编辑的《经法述义》收载、整理了其大部分内容,由威县中医学会印刷成册,发至全县农村医生,为中医事业做出了贡献。

  1987年,张大昌先生年逾花甲,麦收之季突发胃穿孔,急作胃切除术。时众师兄轮替服侍榻下,病愈后于南镇村休养,求诊者仍络驿不绝,诊余或读医书,或撰医文,或与众师兄欢聚论医,或讲佛学于居士,或与来客高谈阔论,或与儿女子孙共享天伦,生活虽较平淡,却不乏清雅,自有闲云逸鹤之比。90年代初,不慎摔伤,致右骰骨颈骨折,继之高血压脑梗塞冠心病等接踵而来,终因长期卧床,肺部感染,于1995年农历10月7日上午10时37分,卒于南镇村,享年69岁。葬于邵梁庄村西祖茔。安葬途中所经村庄,乡亲群集共祭再之又再,老幼悲凄之情溢于声容,至今忆起,犹历历在目。

  张大昌先生聪慧颖悟,勤奋好学,治学谨严,多才多艺。在文化领域的诸多方面,均有超人的造诣,堪称旷世奇才。然而终身淡泊名利,随遇而安,践行“人不知而不愠”之君子信条,实是难能可贵。其人身材中等,体形敦厚,面色紫赯,方口虎目,鼻若悬胆,眉须皆白,发如银丝,神情炯炯,俨如商山一皓,所具美德,与世间某些不学无术,争名夺势,敛财唯是之徒,判若天渊。然阳春白雪,曲高和寡;才高俗人讥,行僻世人嗤,庸俗者或对其间有微词,亦人之常情而在所难免。以德为鉴,自然是非分明,无须绕舌絮语以辨说。

  医哲思想及医技特色

  张大昌先生出身书香门第,自幼受家庭文化的薰陶,少年时得哲学大家尚渭南先生的启蒙教育,青年时期又得一代名僧释正果开示,奠定了研究哲学的良好基础。其家传医学珍籍《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的作者,恰为被当代古典文化大师南怀瑾先生誉为梁代道家“卓荦代表”、“诚千古高人”的陶弘景,其书中哲学底蕴之深厚,也激起了大昌先生追求医哲思想的兴趣。随着对该书研究的日渐深入,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医哲思想。其“理事体用为万法宗”和“彼此时势观”对其医药学术的研究和发挥,具有指导性作用,也是他的医术独具特色的重要原因之一。现笔者谨依个人浮浅陋见,简述如下:

  张大昌先生所撰《医哲心法•自序》云:“理事体用为万法宗”,高度概括了他对世界一切事物范畴划分,和性质认识的思维方法,这是他吸取释、道、儒各家思想精华所形成的观点。

  理事和体用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两对用语。理、事并列组合,始于唐代僧人智俨,体、用并列组合,始于汉末王弼、钟会。“理”是规律、理论之意;“事”是现象、活动状态之意;“体”有本体、质体之义;“用”有功用、作用之义。理事和体用之上源可溯及《老子》,“理”即《老子》中的“道”;“体”如《老子》中之“物”;而事和用,原本是《老子》中之常用词语。后世之释、道、儒思想家,对理事和体用之说,各有发挥和利用,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特有的思想内容。

  张大昌先生,将此两对古代哲学词语集合为一,并分析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深化其科学内涵,运用到医药学术之中,对理解学术文献,人体之生理、病理、诊断、处方等各个方面,都具有启发和指导性意义,尤其是《辅行诀》以体用学说为其理论核心,欲光大之而不明体用,更是无从谈起。没有哲学的指导,医学就不能提高和进步,但是医学属自然科学,哲学亦不能代替属科学范畴的医学。张大昌先生深知这种关系,其《医哲心法》云:“哲学、理也,譬如说食,科学,事也,为汤、为馔。说食难饱,汤馔果腹。奕有兵机,兵果奕乎?!戏有人情,戏果人情乎?若以说食即饱,奕即战事,戏为人情,岂不是笑话?”形象地说明了哲理与医事的关系。

  《医哲心法•自序》首句云:“天下无无理之事,无无用之物”。又云:“有其事必有其理,事在理必在”。这与司马光《迂书•无怪》中所云:“有兹事必有兹理,无兹理必无兹事”实同出一辙。说明了客观存在的事物,必然有它存在的原因和条件,即一切事和物,都有一定的道和理,这将启示人们对客观存在的事物,不可因自己或更多的人不能理解,就持怀疑或否定的态度,应该认真观察,勇于探索,总结规律,上升为理论,因为“事在理必在”。对刚刚发生或正处发展阶段的事物,也可以用已知的理论和以往的经验,做出试探性的处理,以验证正确与否,作为确认或否定的根据。

  张大昌先生认为体和用的关系是相互依赖,同时并存的。他说:“有是体,必有是用”,“体复用亦复”,这正是古代哲学中,阴和阳,现代哲学中矛盾的对立统一说相合。体用是一对阴阳,如影随形,刻不相离。其医话《论阴阳水火》说:“绝对之真理,一阴一阳而已,阴之属在质为水,水化则为气,气为阳,乃阴为阳根,阳为阴体也;阳之属,在体为火,火变为血,血为阴,又是阳为阴根,阳为阴用也。此阴阳互根之义,体用互为之事也。”对体用的阴阳属性给予了进一步辩证的说明。

  用理事体用划分事物范畴的思想方法,分析、观察、研究、运用医学文献和学术,就能使纷繁杂乱的内容条理化、明确化,对指导总结实践经验的规律,分析理论的价值都有积极的作用。《医哲心法•序》云:“此理、事、体、用四项,医家之事毕矣”之言,实为不过。现抄录张大昌医话四则,可见其一斑。

  “《内经》一书,详于理法而略于方药,但仍不失为理、事、体、用俱备,故为医家之经典也。所立阴阳、五行、气象、天文者,医之理也;脏象、经络、营卫、气血,医之事也;色脉、证候虚实,医之体也;治法补泻、疏散导引,药物之四气五味,升降沉浮,及十三方、医案,医之用也。读《内经》者,当如此着眼。”

  “注解伤寒诸家,大约可分四派。宋代朱肱以经络讲,清初柯琴以部位讲,张志聪以运气讲,近世日人丹波氏以证候讲,实宗徐大椿之类方。张氏所论者,伤寒之理而论也;朱氏所言者,乃伤寒之事也;柯氏所论者,乃伤寒之体也;徐氏及丹波氏所论者,乃伤寒之用也。夫理以明事,事以显综,体以定局,用以施治,读《伤寒论》者通达此四者,庶乎登堂入室矣。”

  “脉象可分为阴阳两统,阴统言体质,阳统言功用,为脉学之理;按上、下、左、右、前、后,六合以言脉学整体为其事;据长度、积径、重量三方面以识其体;以博力、次数、升降以求其用,从而衍化出三十六种脉象。”

  “处方学应以证知因求其理,而设二综六纲;以因论治准其事,而立四要八目;就治取法为其体,而建组方制度(君、臣、使、佐,和权宜分量);随法制剂以为其用,而定方之体裁变化。”

  张大昌先生认为,药物五味的五行体用配属,是《辅行诀》的理论骨架。五脏各自的体味和用味和合的结果,形成了质的改变,即是“化味”。五味的合化有五种,即辛酸化甘,苦咸化酸,甘辛化苦,咸酸化辛,和苦甘化咸。五脏相生者,母之用味与子之体味相合,不合化为新的味,仍是两种原味的混合,它们也有五种形式,它们是:辛与苦不合化;咸与辛不合化;甘与咸不合化、酸与甘不合化,苦与酸不合化。

  张大昌先生认为,药味的五合化,有调养本脏之气的作用。《辅行诀》的补泻方法,即是以用味补本脏,体味泻本脏,调平体用偏颇所造成的虚实病证。此系扶正以祛邪,属养生之道。五不合化,有驱除病邪的作用。《辅行诀》的除病方法,即是五脏之母用味与子脏体味并用,但药味之功分途而施,如辛开苦降以除痞,咸软辛散以除滞,甘缓咸润以除燥,酸敛甘缓以除挛(风),苦清(泻热)酸敛(收神气)以除烦。此系驱邪以复正,属驱邪之道。并例举张仲景方剂,如除痞之半夏泻心汤,除滞之肝着汤,除燥之大黄甘草汤,除挛之芍药甘草汤,除烦之栀豉汤,为之说明。

  张大昌先生传一口诀:“有此即有彼,此无彼亦无;处时暂决定,失势则转变。”(有云语出佛学密宗经典者,不详确否)。这是先生援引佛理以论时空的哲学理念,是他对世界一切事物运动变化现象认识的概括。

  所谓“有此即有彼,此无彼即无”,是指事物所占据的空间,皆有相互对立的“彼”和“此”两个方位,如东和西,南和北,左和右,前和后,上和下,高和低,内和外等。这些对立的两个方面,又是相互依存的。其中一方不存在了,另一方亦即失去了意义,如无东即无所谓西等,东和西都是依中点而言,“无中点难以定四方”,它项类此。

  所谓“处时暂决定,失势则转变”,是指事物所存在的时间,决定着它的状态,某种状态的优势,会随时间的进展而转变为新的状态,而失去原来的优势,呈现新的优势。由于时间的一维发展,“得势”是暂时的,只能是所处时间的即时状态,它必然会被新的状态所具优势所代替,与此同时,原来的事物亦即在空间位置上消失,而成为“无”,新生状态的事物随之占有了空间位置,而成为“有”。而新生的事物又会有从“有”到“无”的历程。如此变化不已,构成了事物发展变化的轨迹。宋代哲学家邵雍时事吟云:“时之来兮其势可乘,时之去兮其事始生,前日之事,今日不行,今日之事,后日必更”可作张大昌先生彼此时势观的注解。

  在辩证唯物主义发展已臻成熟的今天,这种时空观固然不属创见,但仍不失为格言妙语,更难能可贵的是,张大昌先生把这种时空观,贯彻到医药学术中,使其学术别具新义,为中医学注入了新鲜血液,增加了生命的活力。

  《医哲心法》对阴阳五行学说的认识,体现了他的彼此时势观。他认为阴阳五行学说含有对性和互性,特性和共性。

  阴阳的对立即对性,是属阴或属阳的事物在空间位置上的有形状态。阴阳的统一即互性,是属阴或属阳的事物在空间位置上的无形(混沌)状态。对性为阴阳之理,互性为阴阳之事。在医理上,如寒与热、虚与实、表与里,乃就对性而论;寒热交错,虚实兼挟,表里同病,乃就互性而言。

  阴阳的转变即是特性,是事物在发展过程中,特定时间内得具属性优势的一定状态。阴阳的消长即是共性,是事物在发展过程中,任何时间内都有属性趋势的动向状态。特性为阴阳之体,共性为阴阳之用。在医理上,如三阴三阳病证状,发解时间,传经规律等,乃就阴阳的特性而言;三阴三阳病的变病、直中、合病、并病、顺逆、转属,及攻表救里,汗解攻下的先后次第等,乃就阴阳之共性而论。

  五行相克即对性,即正胜(正克)与反横(反克)相对。正胜即: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反横即:金横火、火横水、水横土、土横木、木横金。(反横即相侮)。五行相生即互性,即顺生和负生并存,顺生(正生)即: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负生(反生)即:金伤土、土掩火、火焚木、木竭水、水蚀金。五行生克的对性和互性,是五行在空间位置上形态之有无。

  五行之苦欲为特性,即以所欲为德用,以所苦为淫祸。德用为:木欲散、火欲软、土欲湿、金欲敛、水欲坚。淫祸为德用之过极变态:木散极变急、火软极变缓、土湿极变淖、金敛极变抑、水坚极变凝。五行之特征为在得据优势时间的表现。五行之含变为共性,即以含其所克为偏含,以其所被克为革变。偏含为:水中火、火中金、金中木、木中土、土中水。革变木极变金、金极变火、火极变水、水极变土、土极变木。五行之共性为在失去优势时间的表现。

  (上述《医哲心法》对阴阳五行学说的认识,系笔者据原文修改整理而成,不一定完全能表达其意)。

  由上所述,可粗见张大昌先生以彼此时势观研究阴阳五行学说的成就,不仅深化了阴阳学说对立、统一、消长、转化的认识,又在五行生、克、乘、侮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负生的问题。它如德用和淫祸,实本于《内经•脏气法时篇》,至于五行之偏含,乃五行各含其所克之真(能含于其被克之中,故可称“真”)气(精),五行变革,乃物极必反,极则变之理,又与“反横”相合,虽在《内经》中已有类似论述,尚无提高到时空角度去认识者,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张大昌先生独特的医哲观念,学医历程,及善于从其所爱好的多种艺术中,吸取多学科知识,充实诊疗技术,搜集验、密单方,考之以理,变通其用,不断增强了医术特色。

  他的医技有典型的经方家特点,而旁取诸家之说,重《辅行诀》、《伤寒》、《金匮》,亦采《千金》、《外台》等古籍。诸书之方,皆以《辅行诀》之组方法度以审察使用。辨证虽亦尚五脏之虚实,实是据五脏体用之偏颇。治法虽亦本“虚则补之”,“实则泻之”,却不拘一般的“虚”、“实”含义,而以用病为虚,体病为实,助用为补,助体为泻;组方虽亦以君、臣、使、佐为格局,对其名职意义又另有发挥,认为“药剂中分设的君、臣、佐、使,是据它在矛盾进展中,在器质与机能之间的转化和相互影响中应起的作用而选定的。”(见张大昌先生《处方正范•综述》,笔者手抄稿);在五脏补泻用药上,以与五脏用味味同者为补,与体味味同者为泻,虽硝、黄皆称其能泻,而在治心方中乃称为补,虽参、草皆称其能补,而在治肾方中乃称为泻。张大昌先生诊疗的理、法、方、药各个环节,都具有以《辅行诀》学术思想为主的特点。

  张大昌先生精于绘画,常以三原色调配的变化类比药物五味配合的变化。他说:“兰黄成绿,红兰成紫,用药亦然。用色比例不同,效果亦异,如绿有草、葱、墨之不同,故用药合剂时,不可忽视药量之比,经方中大小承气汤之别,即在药种比例之差,其用途亦别。对望色诊病,积累了丰富经验,他认为“病色黯者重,色浅者轻,色浮者病在外,色沉者病在内,五脏有专色,见克者凶,四季有旺采,不符者灾”,指出五色“以明暗为性,眼视为应”。

  他对律吕之学的研究和实用,加强强了对闻诊的认识。常引《内经》说:“望而知之谓之神,闻而知之谓之圣,问而知之谓之工,切而知之谓之巧。”在临床上积累了丰富的闻诊经验,往往能“闻而知之”。1976年,有一晚期肺癌患者请先生出诊,笔者随其前往。未入病室,已闻病人呻吟之声,入室少坐之后,乃临病床,令病人侧卧,手指其右侧背中上部,问:“是此处痛否?”病人颔首称是。此闻而知之之功夫,在座莫不为之惊奇,传为美谈。

  张大昌先生深厚的文史基础,使他对古代医著的理解,常出人意表,颇具卓见。如《内经》论平脉曰:“春曰弦,夏曰钩,秋曰毛,冬曰石,又云冬营。”以太过不及者为病脉,而春之平脉、病脉,只一“弦”字,他认为,冬之平脉“营”字,必是春脉“营”字,必是春脉之别名。因“营”字,《广韵》释之曰:“造也”,《诗•大雅》有“经之营之”句,《礼》云:“合孟春三月,日在营室”,“营”又与“荧”通,小光也。《太公兵法》引黄帝语云:“涓涓不塞,将成大川,营火不息,足可燎原”,认为“荧”多有初建始之义,而《内经》所云:“春肝脉也,东方木也,万物之始生”,广引博证,“营”字作为春之平脉义理甚切。语有之,“文是基础医是楼”若没有坚实的文史基础,张大昌先生如此独具特色的医学大厦的建立,是不堪设想的。

  张大昌先生特别重视单方验方的运用,对《肘后》、《良朋汇集》、《串雅》之方,更是推祟有加。诸如蜡矾丸用于乳腺炎,密犀丸治疗高血压,茶叶槐米芝麻核桃治疗肢体神经痛等。皆为常用方。对书中不载之流传效方,绝技,亦必不耻下问,尽力求得,谓此等方技,均有实效,关键在于能否辨其医理,而随证用之。有威县西街孙其昌,善以推拿治疗失眠癃闭,60年在济南曾治愈肾结石患者,使病者免除了手术之苦。先生带笔者至其家求教,孙氏乃把手教之,后用之果验。又有一老妪深夜突发剧烈头痛,请先生诊治,该村一无医,二无药,时值春节之后,院庭内多有爆竹废筒,先生忽忆许叔微《本事方》中有硝石散,分为火硝硫黄,而爆竹中亦有此二物,乃捡取废爆竹,煎服而收一笑之功。又有病人告之以硷、黄酒共用治崩甚验,先生谓此所治当为血燥而妄动者,正合《辅行诀》咸甘除燥之理,后曾遇血燥之鼻衄甚多者,乃变通其方,以大盐白糖与之而愈。如此小方治大病,在大昌先生手下取奇效者,举不胜举,若非先生深明医理,变通应用,恐亦难能。在经济腾飞,医疗条件大有改观的今天,此类方固然常被人不屑一顾,但仍有提倡使用的价值,更有研究开发的必要。

  张大昌先生的生平业绩,与陶弘景有诸多相似之处。他们青少年时期,均为朝代替换,政局动乱的年代。陶生于丙申(456)年,张生于丙寅(1926)年;陶卒于乙卯(536)年,张卒于乙亥(1995)年。他们出生之前,先人皆在武昌为官,父、祖皆为军旅中人而兼有文才;他们均有宗教信仰,虽有道佛之异,但皆旁通它教;都有广泛的爱好,多才多艺,诸如哲、文、史、医、书法、绘画等,皆无所不精;都有崇真尚实,勇于探索的科学创新精神。陶氏隐居茅山,先师终生潜身乡野,他们都淡于名利,潜心科学研究和医疗实践,有怜悯百姓,济世活人之美德,二人相隔1500年之久,真可谓之忘世神交者。

  更有现实意义的是,陶氏近1500年前之旷世医著《辅行诀》,由于历史的原因一直无闻于世,先师竟有缘由家传而得,可谓奇书恰得其主,虽被文革浩劫毁没,却亡而未亡,此正是得先师之力,亦正是陶氏之幸。陶氏之作能再现于此传统医学极待光大之时,可谓之物华天宝。在此陶氏诞辰1550周年,张氏诞辰80周年;陶氏辞世1470周年,张氏辞世11周年之际,钱超尘先生《<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研究》即将问世,陶、张之理想即将实现,谨撰此文聊表怀念先哲之情,企望四海诸有识之士,为中医学术之精华续薪添焰。

  主要著作

  《张大昌医论医案集》

  张大昌先生对诸子百家、诸家经典无不精通,学识渊博,医术精湛,医理精辟。为了继承、弘扬中医学术之精华,造福人类,他于1974年将家藏三代的古经方佚书——陶弘景撰《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一书,无私奉现给中国中医研究院。他一生深契《汤液经法》之旨,潜心研究,精益求精。为了继承先师遗愿,我们将他撰写的《医哲心法》、《诊疗述要》、《三十六略述》、《汤液经法拟补》、《处方正范》及医案、医话等资料(其中有先师记录本,也有弟子间的抄本),经整理、校订、编辑成此书——《张大昌医论医案集》。

  《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传承集》

  《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原题“梁•华阳隐居陶弘景撰”,原藏敦煌藏经洞,是一部罕见的极为重要的中医著作。原书写于帛卷之上,全文虽仅8000字上下,但保存着大量久已失传的中医古籍内容,如部分《桐君药录》、《汤液经法》等,在中医发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此书1918年河北张偓南先生得获此书,世袭珍藏,后张大昌先生献出公之于世。

  经过钱超尘教授、赵怀舟同志及张大昌众弟子的共同努力,将保存于张大昌弟子手中的21个抄本汇集于一,按时间先后全文收录,说明抄本来源、传承经过,撰成《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一书。并精撰23篇研究性论文,对重要问题进行考证,为研究敦煌原卷及研究中国医学史先秦至六朝之发展提供翔实材料,亦为研究张仲景《伤寒论》所据底本及其流传演变提供不可或缺的珍秘资料。

  《辅行诀五藏用药法要研究》

  本书分上下两篇,分别从学术思想和历史背景两方面详细论证和描述了与《辅行诀》相关的理论问题和历史现象。上篇“《辅行诀》之学术管窥”的表述逻辑是着眼于现实的,即首先承认《辅行诀》存在着不同的传抄本系统(并罗列其典型文本三种),接着推出笔者在此基础上完成的“整订文本稿”(并保留藏经洞本复原稿),继而详细阐述其中蕴含的学术理念和整订思路。下篇“《辅行诀》时地人寻迹”的表述方式是着眼于历史的,该篇从《辅行诀》题名作者陶弘景先生的学术、人文背景谈起,并沿着陶氏生前身后《辅行诀》一轴的历史命运,渐次展开与之相关的时事、地缘、人物和文本形态的细致追溯和描述,并以《辅行诀》出洞后的第二故乡和近代主人的情况为其终结。

  本书的基本创作思想是在尊重《辅行诀》传本歧出的前提之下,找到合理的解释之道、解决之道。其最本质的核心内容是以陶氏五行体用互含、火土同治等学术思想辨析《辅行诀》五脏补泻方例结构的意义;以阴阳五行合流学说的脏气法时思想和六合辨证理念,解读《辅行诀》外感天行病证治方例。

  《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

  《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是一部总结《汤液经法》辨五脏病症组方用药规律的书籍。它承袭《内经》,《神农本草经》和《汤液经法》的学术内容,发挥儒、道、释三教合一的哲学思想,在五行五味学说中,引进当时思想界的体用思辨方法,同时又增入”化”的概念,达到了与阴阳学说有机的融合,使基础理论的脏象、经络、诊断与处方学的完全统一,完成了经方组织制度的规范,使之成为一个完整和成熟的理论体系。了解该书这些学术特点,对认识其具体内涵的科学性和实用价值,将会起到积极的作用。本书即是对《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一书文字的校注,也是对其内容的讲疏。以期将《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一书中脏腑辨证与药物配伍的真髓阐述给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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